赛⁠典⁠赤：一 个布⁠哈⁠拉人，怎么成了云⁠南的父亲

他从中亚来，在云南死。死了七百年，昆明城里还给他留着牌坊。

布哈拉古城与滇池水系（氛围还原图）

昆明市中心，有一座牌坊，叫“忠爱坊”。纪念的是一个人。这人不是云南人，不是汉人，是中亚布哈拉来的。他叫赛典赤·赡思丁。一个外国人，在云南干了六年，死了七百年，当地人还给他立着牌坊。

一、昆明城里的“忠爱坊”

先说这座牌坊。

忠爱坊在昆明市三市街口，始建于元代。坊名两个字，“忠”和“爱”，是元朝皇帝赐的评语——忠於国，爱於民。历代重修过多次。今天你站在坊下抬头看，还是这两字。一个地方给一个人立牌坊，立了七百年还立着，要么这人有大功，要么这地方的人真的念他。赛典赤两样都占。

这事细想是反常的。中国古代给官员立祠立坊的不少，可多数是本地人。赛典赤不是云南人，他是中亚来的色目人。一个外来者，到异地任职六年，死后被当地人当父母官记了七百年。这在中国地方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忠爱坊最早是元代立的，明代重修过一次，立坊的时候还配了一座祠。祠里供着他的像——据说画像是按他生前面貌摹的，深目高鼻，中亚人的脸。一个中亚人的脸，供在昆明的祠堂里，被昆明人当“父母官”拜。这画面放在今天想都新鲜，可那时候昆明人觉得正常。因为他们记住的不是这张脸的长相，是这张脸背后干的事。

我查过昆明的地方志，关于赛典赤的记载密度，超过了多数本地出身的官员。他修的水利还在用，他建的学校有迹可循，他定的行政区划影响了今天的县治格局。一个人干六年，干出一个省的底子。这不是政绩，这是奠基。

他到底干了什么？得从头说。

二、布哈拉来的少年

赛典赤·赡思丁，全名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赛典赤”不是名字，是称号，阿拉伯语 Sayyid 的音译加尊称，意思是“圣裔”——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这身份在中亚穆斯林里是顶贵的。

他生在布哈拉。布哈拉，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座古城，跟安伽那篇里讲的“安国”在同一片地方。一千年前，布哈拉是中亚的学术和贸易中心，聚着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城里清真寺和经学院鳞次栉比。赛典赤生在这种地方，血统是圣裔，教养是顶配的。他懂阿拉伯语、波斯语，后来还学会了汉语——这种语言配置，让他在后来跨文化的治理里如鱼得水。

布哈拉那座城，值得多说两句。它是中亚最老的几座城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两千年。城里有一座叫喀扬宣礼塔的建筑，高四十六米，是中亚最高的古塔，赛典赤出生前就立着了。他小时候大概仰望过那座塔。一个仰望过中亚最高塔的孩子，后来到云南，给一个省修坝、办学、定省会。塔和坝，都是他丈量世界的方式——一个是往上看，一个是往下扎。

蒙古人来了。成吉思汗西征，布哈拉陷落。赛典赤那时候大概十几岁。蒙古人征用中亚的行政人才，他入了蒙古宫廷，给成吉思汗的孙子当随从，后来一路在元朝体制里往上升。他干过燕京路断事官，管过财政，是个实干的人。到六十三岁那年，他被派去云南——一个刚被元朝纳入统治、情况复杂的边疆。

概念

色目人是什么人 元朝把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色目人排在第二等，是西域来的各色人种——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粟特后裔都在内。色目人多在元朝体制里任行政和技术职务，地位高于汉人。赛典赤就是色目人里的高层。他的“圣裔”身份，在穆斯林世界有号召力，在元朝宫廷也是一种政治资本。

六十三岁去云南，放今天该退休了。可蒙古人不讲退休，讲你能干就接着干。赛典赤带着一帮随从，从大都出发，翻山越岭，走了几个月，到了云南。那时候的云南，不是今天旅游手册里的云南。它刚被元朝设为行省没多久，此前是南诏、大理国，独立了五百年。本地各民族跟中原关系生疏，土司林立，局势乱。蒙古人用武力拿下了，可治不好。前几任长官不是跟土司打起来，就是横征暴敛激起民变。元朝需要一个人，既懂治理，又懂跨文化，能把这个边疆摁住、理顺。赛典赤被选中了。

三、他干了什么：松华坝与三孔闸

赛典赤到了云南，干了三年，局面就稳了。六年，他就死了。可这六年里，他干的事，够说一阵。

先说水利。昆明挨着滇池，滇池是个大湖，水大的时候淹城，水小的时候旱田。赛典赤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治水。他带人去看滇池出水口——滇池水从海口河往北流，河道年久淤塞，一涨水就倒灌。他组织疏浚海口河，又在盘龙江上筑了一道分水坝。这道坝，就是今天昆明人还在用的松华坝的前身。松华坝筑起来后，盘龙江的水分一股入滇池调蓄，一股灌田。水患减了，田有了水。

我去看过松华坝旧址。一道坝，分水入两条渠，一套工程把昆明的旱涝从“听天由命”变成了“人能管”。这坝从他那个年代修起来，明清重修，民国改建，新中国再改建，到今天还在用——只不过原版是土石坝，现在是混凝土。七百五十年了，那个“分水”的思路没变过。你去摸老坝的石头，能摸到他留下的根。

修坝、疏河、办学，样样要钱。元朝刚拿下云南，财政还没理顺。赛典赤的办法是自己筹——从随行的中亚商人那里借，用自己的信用做担保。一个长官给一个省修水利，钱是借的。这事儿听着寒碜，可你细想：一个官员肯用自己的信用借钱给地方办事，他是真把地方当自己的。这种官，哪个朝代都不多。

再说学校。他到任后办了云南第一批官学。元朝在云南设儒学，是从赛典赤开始的。他建文庙，请先生，让本地各民族的子弟读书识字。这不光是教化，是给云南开了一扇跟中原对接的窗。在他之前，云南读书的人少；在他之后，慢慢有了。今天昆明文庙的根，能追到他。

然后是行政。他把省会从大理迁到昆明，设昆明为云南行省治所——这个决定定了昆明此后七百年的地位。他改土司制度，不是一刀切废除，而是约束、规范、纳入。跟打得起来的土司，他谈；谈不拢的，他换。几年下来，云南从“刚拿下的边疆”变成了“能运转的省”。这个过渡，他几乎是凭一人之力完成的。

他还做了一件事，影响至今：把云南的县级建制理了一遍，设了路、府、州、县。很多今天云南的县名，就是那时候定下来的。一个人给一个省画了行政地图，画完七百年还在用，这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多数朝代设的行政区划，改朝换代就重划了。云南的底图，他画一次，管了七百年。

四、他凭什么被接受

一个色目人，在汉人、白人、彝人、傣人杂居的云南，怎么让大家都服气？这是赛典赤最难的地方，也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靠的是几样东西。第一，他不折腾百姓。前任长官收税重，他减。他到任后发现云南赋税的名目乱七八糟，有的是蒙古人临时加的，有的是土司自己加的，层层盘剥。他清了一遍，按合理标准定税，把多余的砍掉。这一条，老百姓最买账。第二，他尊重本地习俗。云南各民族信仰杂，有信佛教的，有信本主崇拜的，有信伊斯兰教的——他自己就是穆斯林。可他不强迫改宗，不搞宗教冲突。你信什么，他不管，只要你不造反。这种“不管”在当时是开明的。第三，他办的事看得见摸得着。水利修好了，地能种了；学校办了，孩子能读书了；省会定了，省有了中心。这些事不空，老百姓分得清谁干的。

说到土司，他的办法是软的一手。到任后，跟本地各部首领逐一见面，不是去训话，是去谈。谈的时候带礼物，不带兵。有些部族的首领本来对蒙古人有戒心，一看这个长官不凶，还听得懂他们的话——赛典赤懂好几种语言——慢慢就松了。他不是靠武力摁住云南，是靠一个一个地谈，把人心拢过来的。这活儿慢，可拢住了就牢。后来云南土司叛乱，跟他手上拢的关系比，频次低多了——底子是他打的那几年打下的。

知识

为什么定昆明不继续定大理 大理做了南诏、大理国五百年的都城，位置偏西，靠苍山洱海，辐射滇中不便。昆明在滇池北岸，水陆通达，往东接中原、往南接交趾、往西接大理。赛典赤迁治昆明，是看中了它的交通枢纽位置。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昆明此后一直是云南的中心，到今天没变。

赛典赤在云南不是没有麻烦。蒙古宗王忽哥赤——云南王——对他有提防。一个色目人管一省，蒙古宗王心里不舒服。史载两人有过摩擦，赛典赤的处理方式是让：能让的权让掉，该干的事不松手。他不去跟宗王争权，争的是干事的空间。最后忽哥赤在任上被手下毒死，赛典赤在乱局里稳住了局面。这种“不争权只干事”的做派，是他能在蒙古体制里存活又能干事的关键。一个外来者，在异族权力网里，最忌讳的就是伸手要权。他不伸手——他伸手是去修坝、办学、分水。权是争不来的，事是干出来的。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他真的把自己当云南人。他没有“干几年就走”的过客心态。他把家安在云南，后代也留在云南。他的子孙后来成了云南回族的望族，赛家在云南传了几百年。一个外来者，把根扎下来了，本地人看得见。你扎了根，人家才把你当自己人。赛典赤不是来挂职的，是来落户的。这一条，跟安伽在长安一样——来客要被接受，先得自己不打算走。

五、身后的祠与坊

赛典赤死在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任上。六十九岁。

他死的时候，“百姓巷哭”——老百姓在巷子里哭。这个记载我没法查证真假，但地方志写了，说明编志的人相信该这么写。一个官员死了，百姓街巷哭丧，在中国史书里是最高规格的民间评价。比皇帝赐的谥号还重。

元朝给他追封“咸阳王”。咸阳是陕西的地名，跟他关系不大，大概是按封地给的虚爵。可老百姓不管虚不虚，他们叫惯了，就叫“咸阳王”。昆明至今有“咸阳王”这个地名。一个布哈拉来的人，在云南得了陕西的王号，被本地人记成地名。这种地理错位，本身就是“来客”的传奇。

他的墓在昆明北郊马家庵，今天还能去。墓园几经重修，立着碑，写着“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墓”。我去过。墓不算大，可干净，有人管。园子里的松树有年头了。站在墓前，你会想：一个从中亚来的人，死在云南，埋了七百年，还有人来扫墓。这事儿本身，就说明他“来”对了。

忠爱坊历代重修，毁过几次——明末毁于兵火，清代重建，抗战时被炸，又重建。每次毁，昆明人都要再修起来。一座坊，毁修几轮，立了七百年。一个中亚人的名字，刻在昆明的城市记忆里，比很多本地人刻得都深。

赛典赤的后人，在云南扎根了。赛家——后来多改姓马——成了云南回族的望族，传了几百年。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后裔，你一定听过：郑和。郑和本姓马，云南晋宁人，据《郑和家谱》等记载，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一个布哈拉来的人，后代里出了一个率舰队下西洋的航海家。这个血脉的弧线，从布哈拉到云南，再从云南到印度洋、到非洲东岸。来客的后代，成了走出去的人。赛典赤要是知道，大概会笑——他一辈子往地上扎，他的后人却往海上飞。可根是一根：从远方来的人，后代也敢往远方去。

六、他留下的，比他做的多

赛典赤在云南干了六年，可他留下的东西，远不止六年。

松华坝的水系，他修的雏形，今天还在管昆明的旱涝。昆明的省会地位，他定的，七百年没变。云南的官学体系，他开的头，后来明清接着办，成了云南跟中原对接的渠道。他对土司的“约束加安置”的治理思路，后来明清接着用，成了西南边疆治理的基本框架。

他办的那批官学，后来种子散开。明清两代，云南出了进士、出了举人，出了像杨慎那样被贬到云南却把文化带过去的中原人。这些人的根，部分能追到赛典赤开的头。一个地方的文化底子，不是一代人攒的，是一代接一代。赛典赤是云南文化接上中原的第一个接口。接口通上之后，七百年的文脉就没断过。

还有一样东西，是看不见的。他给云南留下了一个“外来者也能被接受”的先例。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多文化杂处的地方。赛典赤用六年证明了一件事：一个外来的人，只要真心干事、不折腾百姓、尊重本地习俗，是能被接受的。这个先例，比任何水利工程都软，也比任何水利工程都韧。它让云南后来在面对一拨又一拨外来者时，有一种“见过、能处”的从容。

所以把赛典赤放进“中亚来客”，不是硬凑。他是这五个人里最“落了地”的一个——安伽是商，李白是诗，艾特玛托夫是书，纳扎尔巴耶夫是政。赛典赤呢？他是治。他把一个省从乱到治，自己从客变主，从布哈拉人变成云南人。这种“落地生根”的来，是所有来客里最实的一种。

下次你去昆明，路过忠爱坊，抬头看看那两个字。“忠於国，爱於民”——这六个字，是一个布哈拉人用六年挣来的。七百年了，昆明人还认。

安伽把撒马尔罕的生活方式搬进了长安，赛典赤把布哈拉的治理术搬进了云南。两个人，一个是商，一个是治，一个用骆驼，一个用公文。可底子一样：从中亚来，在中国落了地，长出了根。来客不挑地方——给它水，它就活；给它时间，它就深。

赛典赤没写日记。他的日记是松华坝的水、忠爱坊的坊名、云南的行政地图。这些“日记”不用翻译，七百年来昆明人自己读得懂。

有一年昆明大旱，松华坝的水位见底。管水的人翻出老档案，查赛典赤当年定下的分水规矩，照着调。七百年前的规矩，到今天还在应急。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一个布哈拉人给云南开的方子，方子没过期。

你身边有没有“外来的人”

一个外来者，干几年，被本地人记一辈子。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就是从外地来、扎下根的人？留言告诉我——来客不是过客，赛典赤用六年证明了这件事。

本文依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昆明地方志关于忠爱坊与松华坝的记载；云南回族史关于赛氏家族的传承记录。赛典赤治理云南的具体政绩，以元代史料及后世考证综合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