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新⁠疆两史”：每一种从中⁠亚来的宗⁠教，最后都长成了中⁠国的样子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9 月 2 日在北京发布，合称“新疆两史”。上篇文章《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部通史，回答了关于新疆的三个根本问题讲了这两册书回答的三个根本问题和它们的编纂过程，这一篇换一个读法：把它当一部宗教传播史来读——书里写到的每一种主要宗教，几乎都是从西边、从中亚那条方向进来的；而这部书真正要讲的，是这些宗教进来之后长成了什么。

我把书里给出的时间线和 10 月以来官方的阐释文章对了一遍，再把近两年新疆与中亚的考古新发现放在一处比对。对上之后，这部书就成了一张带实物坐标的融合地图。

一、书里的时间线把起点放在了西边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梳理的顺序是这样的：史前时期流行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延续了数千年。约公元前 4 世纪，祆教经中亚传入，是新疆最早的外来宗教。约公元前 1 世纪，佛教传入，先后形成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几个佛教中心。此后道教、景教、摩尼教相继传入。9 世纪末 10 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经过大约六个世纪的传播，到 16 世纪初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17 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北疆兴盛起来。18 世纪起，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相继传入。

副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院长任红 10 月 16 日在《新疆日报》的文章里，把这条线归结成一句话：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基本特点，新疆从未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

新疆宗教格局演变时间线。资料来源：《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图为本号据书中时间线自绘，与正文一致。

这条时间线有个读起来容易忽略的地方：每一个节点都标着一个方向。祆教来自中亚，佛教经中亚绿洲一线东传，景教和摩尼教跟着粟特商队走同一条路，伊斯兰教也是从河中地区方向进入。也就是说，这部新疆宗教史的前半部，讲的基本上是一部中亚与新疆之间的传播史。

把起点画在西边，容易读出另一种印象：新疆只是在接收外来的宗教。书里的判断不是这样。传进来只是第一步，每一种宗教进入新疆之后都被本地社会消化，长出自己的形态，汇进的是中华文化；书里真正要讲的，是融合而不是传入。而且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归化：宗教在新疆长出中国形态，改造过的佛教又继续东传，中原的典籍和织锦也一直往西走。

东传的那一半，人物最有分量的是鸠摩罗什。他生在龟兹，前半生在西域讲经说法，401 年到长安主持译场，此后十余年译出《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几十部经论。今天汉语世界读到的佛经，底本大半出自这批译文。佛教在中国长成的样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疆这边改出来的。

二、祆教和景教走过的路在两边都挖出了实证

先说祆教。祆教起源于波斯，敬火拜火，经中亚传入新疆。它没有留下大型遗迹，但留下了一些更生活化的痕迹：书里提到，祆教的拜火习俗与民间的火崇拜深度相融，诺鲁孜节到今天还是一些民族共同庆祝的节日；伊斯兰教传入后，麻扎周围插木杆、挂羊头羊皮布条的做法，源头可以追到萨满教。

祆教在中亚那边留下的实证，最近也刚公布。2026 年 5 月 22 日，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评选揭晓，六项入选成果里，塔吉克斯坦的桑加沙古城遗址是其中一项——那是粟特时期的城镇，宫殿区壁画复原出祭司围绕火坛举行仪式的场景，把火祭图像第一次放进了宫廷场景。一个在撒马尔罕方向的宫殿壁画里，一个在新疆民俗和文字记载里，祆教这条传播线的两端都有东西可看。

景教是另一条更清楚的路。吐鲁番火焰山南麓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 年至 2025 年由中山大学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发掘，完整揭露了 8 至 13 世纪高昌回鹘时期景教修道院的布局，出土了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多语种文献，是中国数量最多的景教及叙利亚文文献群。这个项目也进了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的六项名单。

同一份名单里还有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队在这座唐至元时期的城里，发掘出佛寺、景教寺院和疑似祆教遗存——三种宗教的遗迹共存一座城。书里那句“多教并存”，在这座城的地层里就能直接看到。

摩尼教的实证更直观。任红的文章举了一个细节：高昌故城出土的摩尼教女神像，与龟兹佛教壁画里的天女形象高度相似。两种宗教的画师，画的是同一类面孔。

克孜尔石窟壁画（5 世纪）

三、喀什莫尔寺的兴废正好卡在两个时代中间

书里佛教那一节，现在有一个很硬的对应物：喀什的莫尔寺遗址。

莫尔寺在喀什市东北约 33 公里的台地上，现存一方一圆两座佛塔，是已知位于中国最西部、保存最好的泥土建筑佛塔。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从 2019 年起联合发掘，2024 年 4 月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当年新疆唯一入选的项目。考古测年给出的结果是：始建于公元 1 世纪，沿用至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延续约 900 年。

这个起止年代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兴起在佛教沿丝路东传、疏勒落地生根的年代，废弃的节点则正对上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一座寺院的完整生命周期，把书里那条时间线的两头都接住了。

克孜尔石窟外景，龟兹佛教中心的遗存。

遗址里出土的东西还能再往下讲一层。发掘面积 4600 平方米，出土文物超过 3 万件，佛像残片融合了中亚、犍陀罗、本地和中原的风格；一处佛殿里出土了“开元通宝”；最关键的是一件泥瓦——瓦是中原建筑的构件。史书记载武周时期曾在疏勒修建大云寺而不知所终，这件泥瓦出土后，发掘项目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把它与这条记载联系在了一起：莫尔寺可能就是这类由中央政权层面修建的大型佛寺。一部宗教传播史，同时也是一部治理史，这座遗址把两层都摆出来了。

莫尔寺的泥瓦和开元通宝，是中原物件进入西域的一个标本，但不是孤例。1995 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发掘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织法是中原的蜀锦工艺，出现在汉晋时期的精绝绿洲。1969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过一卷《论语郑氏注》抄本，抄写的人是唐朝景龙四年一个 12 岁的学生卜天寿，抄完经卷，他在卷尾写了几句小诗，求先生早点放学。两个方向来的东西，都在这片绿洲里扎下了根。

四、书里交代得最具体的是“政主教从”这条制度线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有一个学术视角容易被忽略，叫“政主教从”。

书里的观察是：纵观中华文明史，任何一种本土宗教或外来宗教，都没有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始终承担宗教事务治理，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局面。

这条观察后面跟着一条可以逐条查证的制度沿革：魏晋南北朝设僧司管理僧务，隋唐设崇玄署，元朝设宣政院、集贤院和回回掌教哈的所，清朝《钦定回疆则例》明确“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政”。也就是说，**从佛教到伊斯兰教，每一种宗教进入新疆之后，都被纳入同一套国家治理框架。**书里把它概括为：新疆的宗教事务管理，从来都是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对照中亚同期走过的路，这一点会更清楚。中亚在 8 世纪以后经历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和伊斯兰教的深度整合，宗教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时承担着司法与教育的职能；而新疆走的是另一条路——**宗教可以存在，但宗教机构不在治理结构的顶端，这个差别从制度上就定下来了。**两条路在 16 世纪前后分得更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地理方向传来的宗教，在两地留下的制度痕迹完全不同。

五、这段融合史，考古队、修复师和舞团还在接着讲

9 月 2 日发布，到现在一个多月，书里那段融合史没有停在纸面上，往下接的是几拨正在干活的人。

考古这头，莫尔寺的发掘还在继续。展厅和洞窟里，克孜尔石窟以第 38 窟为试点，走“人工主导、AI 辅助”的数字化修复路子，库车在筹备仿真洞窟和沉浸式展览；新疆博物馆推出“重返尼雅”数字大展，把织锦护臂出土的那片遗址做成了能走进去的展览。舞台上，10 月 9 日到 10 日，取材于龟兹壁画的舞剧《龟兹》赴香港演出，此前已经在全国 21 个城市演了 50 余场。

还有一拨人改的是讲解词。新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10 月联合导游协会办读书会，导游的讲解词正在按这部书改；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宣传研究阐释进行时”系列，10 月 8 日和 16 日先后整理了北京、乌鲁木齐两场研讨会的专家观点，副主编陆续在《新疆日报》撰文，克拉玛依等地把书送进了社区宣讲。

一千多年前沿这条路进来的东西，在这片绿洲里长成了中国的样子；现在，这段“长成”的故事，正被考古队、修复师和舞团讲给下一代听。

老P观察：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的六项名单值得再看一眼——六项成果里四项来自中亚三国，剩下两项都在新疆，评的是同一批人正在同一条路上挖东西。中亚五国这几年在重写各自的历史教科书，哈萨克斯坦认金帐汗国，乌兹别克斯坦抬帖木儿，“新疆两史”做的是同一类工作，只是两边面对的叙事压力不同。接下来值得看的是译介工程：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版本什么时候出，英文、阿拉伯文译本排到哪一年——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受众群，译介的进度，决定这套材料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