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把整条丝⁠绸⁠之⁠路译成中文的人

前四个人都已在历史里。最后这一位，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他没有走过丝路，却用四十年，把整条丝绸之路译成了中文。

张骞用脚走通了丝路，玄奘用笔写下了丝路，高仙芝用剑撞开了丝路，耶律大石用国家驻住了丝路。而最后这一位，用一辈子，把前面所有人走过的路，译成了我们能读懂的中文。

前四期，张骞、玄奘、高仙芝、耶律大石，都是古人。这一期，我们讲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人——耿昇。他没带过兵，没出过远使，甚至没怎么离开过书桌。但今天你能在中文里读到《草原帝国》、读到伯希和、读到沙畹、读到谢和耐，多半是因为他。

他做的事，叫「翻译」。可翻译这件事，远没有字面那么轻。它是把一个文明，搬进另一个文明的语文里——和张骞的「凿空」，其实是同一种勇敢。

人物速写

耿昇（1930—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专攻法国汉学、西域史地与敦煌学文献的翻译。四十年间，将格鲁塞、伯希和、沙畹、谢和耐等人的代表作系统译介为中文，被学界誉为「法国汉学译介第一人」。 关键词：译书四十年 · 法国汉学 · 丝路的中文注脚。

概念卡片

中西交通史 「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是中国与西方（含中亚、西亚、欧洲）之间，在物质、宗教、语言、艺术上的往来。它不像政治史那样刀光剑影，却把丝路真正「织」了起来：哪条路运了什么，哪种信仰翻过了哪座山，哪种文字借用了哪个词。耿昇译的，多半是这门「冷中之冷」的学问。

一、法国汉学：把中国放进世界里看

很多人不知道，西方对中国的系统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中心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巴黎就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学汉语、啃古籍、考碑铭，要把中国放进「世界史」里看，而不是当成远东的异闻。

这种「把中国放进世界里看」的眼光，正是丝路研究最需要的。因为丝路本来就不是中国一家的故事，它是多文明的交响。法国汉学家写西域、写草原帝国、写敦煌，常常比我们还清楚某些细节——因为他们守着当年探险队带回的文书和照片。

问题是：这些书，是法文的。中国读者看不到，中国学者引用难。耿昇做的，就是把这道墙，拆了。

二、雷慕沙到谢和耐：一条汉学谱系

法国汉学有一条清晰的谱系。起点是雷慕沙（Abel Rémusat），公认的「法国汉学之父」，十九世纪初在巴黎开创汉学讲席；其后有儒莲、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以考据精严著称，译《史记》选篇、著《西突厥史料》）、伯希和（Paul Pelliot，语言天才，敦煌文书的大宗获得者）、马伯乐，一直到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社会史》作者）。

这条谱系，横跨两百年，是西方理解中国最厚实的一层地基。耿昇用一辈子，把其中最硬的几块，搬进了中文。

耿昇译介代表作（部分） · 雷奈·格鲁塞《草原帝国》——一部从匈奴到蒙古的欧亚游牧通史； ·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石窟笔记》——探险队原始记录； · 沙畹《西突厥史料》——中亚古史的考据基石； ·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从汉到明的全景式观察； · 托尔高《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北方》等。

三、机器翻译替代不了的

今天有了机器翻译，有人会问：还要人译干什么？耿昇的回答，藏在那些书里。学术翻译，难的不是「把句子翻过来」，而是「把术语、典故、史料出处，一一核准」。

一本西域史，满纸是古地名、古部族、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词汇。机器能给你一个「大概」，但学术要的是「精确」。一个地名译错，整条路线就乱了；一个年号译错，时序就崩了。耿昇的译文，常有密密的译者注——那是人，在替读者，把坑填平。

知识卡片

译稿里的「夹注」 耿昇译书，常在正文下加注：此处地名今属何地、此人与彼人是否为同一人、此说与另一说孰是。这些注，不是装饰，是翻译的「第二层劳动」。它让一本外国书，变成中国学者用得上的工具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者「说中国话」，还顺手把路标立好。

四、张骞与耿昇：两种“凿空”

把耿昇放进这个系列，不是附会。张骞「凿空」，凿的是空间的未知；耿昇「凿空」，凿的是语言的隔膜。张骞让中原知道西域在地图上；耿昇让中原知道，外国学者早把西域写进了书里。

两种凿空，同一种勇气：都是走向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世界，再把那里的东西，带回来，交给后人。一个用脚，一个用笔。没有耿昇，张骞走过的路，就少了一层「别人怎么看我们」的注脚。

五、译场里的一千个夜晚

玄奘有译场，耿昇也有他的「译场」——不过那是一张书桌。四十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同样的灯下，对着法文原版，一个词一个词地磨。学术翻译没有掌声，稿费微薄，周期以年计。

他译《草原帝国》这样的巨著，常常是通读、初译、查证、润色，数轮往返。一本好书译完，作者早已成名海外，译者却仍在灯下。这种「慢工」，在一切都求快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却恰恰是对的——真好书，值得被慢慢地、准准地，请进另一种语言。

侧记

语言怪物伯希和 耿昇翻译的学者里，伯希和是个传奇：通晓十几种语言，在敦煌藏经洞里挑走文书的眼光，至今无人能及。翻译这样的人的书，对译者本身是极限挑战——你得先追上他的博学，才配译他的句子。耿昇一生，都在追这样的一些人。

六、入行冷中之冷

耿昇选的，是「冷中之冷」：法国汉学、西域史地、敦煌文献。这些领域，读者少、资助少、出头难。一个年轻人若图热闹，绝不会选它。

可恰恰是这些冷门，撑起了中国认识丝路、认识中亚的底层框架。热闹的学问有人做，冷门的学问，得有人甘坐一辈子冷板凳。耿昇坐了。我们今天讲「一带一路」、讲中亚，能随口引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背后有他当年的冷板凳。

七、晚年未竟稿

学者的遗憾，常常是「书没译完」。耿昇晚年，仍有计划中的书稿未竟。人老了，精力不及，可案头的法文书，还堆着。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遗憾——每一代学者，都带着没翻完的稿子退场，把未竟的部分，交还给时间。

但也正因如此，「传承」才显得珍贵：一部未竟稿，提醒后来者，路还长，坑还多，别以为前人已经走完。

八、兼通多语的血脉

法国汉学能进来，靠的不只耿昇一人。这条翻译的血脉，上接民国那代精通外语的学者，下启今天的中亚研究者。它是一种「兼通多语」的传统：懂中文，也懂法、英、俄、日，才能在世界学术的桌上，把中国的丝路故事，接住、转译、再说出去。

耿昇是这条血脉里，最勤奋的一截。他让「中文世界」与「法语汉学界」，真正接上了线。

九、谁接棒

一个耿昇走了，丝路的中文注脚，谁来续写？这是冷门学问最大的焦虑：接班人难找。它要的人，得坐得住、外语好、肯吃苦、还不图名。这样的年轻人，从来不多。

但好在，丝路正热。当中亚重新成为焦点，当年耿昇译的那些「冷书」，忽然有了新读者。或许，就在这批新读者里，会站出下一个接棒的人。

十、译著影响一代学人

衡量一个译者，不看他赚了多少，看他的书，养出了多少人。耿昇译的《草原帝国》《西突厥史料》，是几代中亚史、蒙元史、敦煌学学者的案头书。无数论文的引文里，藏着他的译文。

他没写自己的「原创巨著」，却用翻译，给无数原创，铺了地基。这或许就是传承最实在的形态：我不站到台前，我让站在台前的人，站得更稳。

十一、五人闭环

走到这里，五个人，终于合上了。

张骞，用十三年，把「西域」变成地图；玄奘，用十七年，把异域变成「可知」；高仙芝，用一场兵戈，让文明撞在一起；耶律大石，用一个国家，把中原驻进中亚；耿昇，用四十年，把他们走过的路，译成了我们手里的书。

没有前四个，耿昇无书可译；没有耿昇，前四个的故事，就少了一层「被世界看见、又被我们读懂」的光。五个人，绕成一个环：走出去的，最终被译回来；译回来的，又让更多人，想走出去。

十二、翻译者的孤独与光荣

翻译是孤独的。你耗尽心力，署的是别人的名；你磨光一夜，读者记住的是原作者的思想。可翻译也有它的光荣：当一本沉睡的外文经典，终于被一个中国学生顺畅读下，那道曾经横亘的墙，就是翻译者，亲手拆掉的。

耿昇的光荣，不在聚光灯下，在无数个深夜的台灯里，在无数篇引用的脚注里。他让我们明白：传承，未必轰轰烈烈；它常常，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把该译的书，一本一本，译完。

张骞凿空了路，耿昇凿空了语言。两千年里，中国人面对远方，从来不缺走出去的勇气，也不缺把它读懂的耐心。

十三、耿昇留下的最硬遗产：传承

这个系列，从「交流」讲到「传承」，不是随意排列。张骞交流，玄奘包容，高仙芝碰撞，耶律大石融合，到最后，必须有人把这一切，接住、译出、传给下一代——那才是「传承」。

耿昇的遗产，不是某一本书，而是一种态度：文明的火，要有人一代一代地，往前递。他递的，是丝路的故事；我们接的，是把它讲给更多人听的责任。

十四、敦煌文书与翻译：从藏经洞到中文

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数万件文书惊动世界。伯希和等人带走大批写本，存于巴黎。对中文世界来说，这些「自家门口」的宝藏流散海外，是痛；但把它们研究、译介回来，却是耿昇那代翻译者的使命。

耿昇译伯希和的敦煌笔记、西域探险记，等于把当年探险队的原始记录，原原本本交还给中文读者。文书虽在海外，知识可以回家——翻译，是另一种「完璧归赵」。

十五、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反哺

法国汉学带来的，不只是书，更是方法：用语言学考据、用碑铭对音、把中国放进世界史里看。这些方法，反哺了中国自己的敦煌学、西域史、蒙元史。

今天你读到的许多中亚史研究，背后都有这层中西学术的对话。耿昇做的，是让中国学者「听得见」巴黎的书斋里在说什么，再把有用的，接过来。

十六、一座图书馆的远征：探险队与文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队沿着丝路，把楼兰、尼雅、敦煌、吐鲁番的文书，成箱运走。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有掠夺的痛，也有抢救的功。

耿昇译介这些探险队的报告，让中文世界第一次系统「看见」那些被黄沙埋了千年的城邦。翻译在这里，像替历史做清点：把散落各处的拼图，标上中文的说明。

十七、今天的中亚研究：站在耿昇的肩上

今天「一带一路」研究、中亚研究热起来，年轻学者案头，常有耿昇译的那几本「冷书」。他们未必知道译者的名字，却正踩着译者铺的路。

这或许就是传承最朴素的样子：前人把难的书译完，后人把新的问题问出。耿昇没走丝路，可今天每一个走向中亚的研究者，行囊里都有他译的地图。

十八、耿昇译了哪些「冷书」：一份书单

耿昇一生译介的法文西域史地著作，是中文世界认识丝路的「底图」。伯希和的考古报告、沙畹的考据、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这些在法国也算冷门的书，被他一本本译成中文。

他译书有股「笨功夫」：不只翻字面，还要核地名、对音译、补注释。一个中亚古城名，他能追出十余种拼写；一条史料，他要翻回原文比对。读者拿到手的是顺畅的中文，背后是无数个查证的深夜。

这份「冷书书单」，今天成了年轻学者的路标。很多人是读了耿昇的译著，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西域史，法国人写得那么早、那么细。翻译的价值，常常不在「新」，而在「第一次让母语读者，够得着」。

十九、耿昇与「慢」：一个译者的时间表

耿昇译书，常以年计。一本《草原帝国》这样的巨著，通读、初译、查证、润色，数轮往返，三五年是常事。在一切求快的年代，他选择慢——因为真好书，值得被慢慢地、准准地译。

这种「慢」，不是拖延，是敬畏。译者面对的是前人的心血、异国的学问，马虎不得。今天的人习惯了即时翻译，却忘了：有些书，只能用岁月去磨，才磨得开。

二十、翻译作为志业：冷门里的热忱

法国汉学、西域史地，是「冷中之冷」。耿昇守了一辈子，靠的不是热闹，是热忱——一种「这书该被中国人读到」的执念。冷门学问最怕断代，他用自己的译笔，把这根线，接住了。

志业与职业不同：职业求回报，志业求「该做」。耿昇做的，是后者。他没赚到名，却让无数后来者，站在了他的肩上。

二十一、五人之后：普通人能做什么

讲到这里，有人会问：五个大人物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你今天去中亚旅行、做外贸、学语言、读历史，都是在接着走他们开的路。传承，不一定当学者，也可以当一个「认真对待远方」的普通人。

张骞的勇敢、玄奘的求真、高仙芝的碰撞、耶律大石的融合、耿昇的坚守，最终都落在一个平凡的期待上：中国人，要继续好好地，看世界、懂世界。

二十二、两千年后，这条路还在脚下

今天，中吉乌铁路在修，中哈原油管道在跑，比什凯克的街头有中文招牌，撒马尔罕的博物馆里有犍陀罗的微笑。丝路，又一次热了。而热的背后，是无数本被译介过来的书，替我们准备好了「看懂」的工具。

耿昇用四十年证明：传承，不靠喊，靠译。你把前人的路，一字一句译清楚，后来的人，才有地图可循。

注：本文关于耿昇的译介工作，依据学界公开记述；所举译著为代表性例子。本系列五篇至此完结，谨以此向所有「把远方译成中文」的译者致敬。本文为「中亚走廊·中国人」系列第5期（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