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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Asia · The Caucasus · The people and business along the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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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血统和记忆——吉⁠尔⁠吉⁠斯⁠斯⁠坦

地理、血统和记忆--吉尔吉斯斯坦

天地相接之处

了解吉尔吉斯斯坦,首先要明白它位于世界屋脊之上。虽然不是最高的屋脊——那是西藏——但也相差无几了。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阿莱山脉——这些并非平缓的丘陵。它们险峻陡峭,古老而险峻。帕米尔-阿莱山脉从塔吉克斯坦一直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形成一道冰雪与岩石交织的屏障,塑造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一切。

地理环境并非背景,而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

吉尔吉斯斯坦是地形94%为山地。山峰高耸入云,数量众多,因此吉尔吉斯斯坦被誉为“中亚的瑞士”——考虑到瑞士的基础设施,这种比喻或许有些夸张,但其规模之大毋庸置疑。最高峰是位于中日边境的胜利峰(Jengish Chokusu),海拔7439米。第二高峰汗腾格里峰(Khan Tengri),海拔7010米,山体呈完美的金字塔形,宛如孩童笔下的山峰。

还有伊塞克湖——仅次于的的喀喀湖的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它终年不结冰,因此得名(吉尔吉斯语意为“热湖”)。湖泊辽阔无垠,从北岸只能隐约看到环绕四周的群山。苏联时期,伊塞克湖沿岸建起了度假小镇,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那些无法前往黑海的党政官员的度假胜地。如今,它依然是吉尔吉斯斯坦旅游业的中心,但昔日的国际旅游集团酒店已日渐破败,这里既有度假胜地的繁华,又保留着后苏联时代的风貌。

地理因素造成了贯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经济和身份认同的根本分歧:北方和南方。

北部地区以比什凯克(原名伏龙芝)、楚河谷和伊塞克湖为中心,地势较为平坦,俄罗斯化程度更高,工业化程度也更高。比什凯克宽阔的苏联时期林荫大道、棋盘格状的街道、遍布的核桃树和灌溉渠——感觉就像是边境对面阿拉木图的缩小版,更加绿意盎然。北部地区面向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南部地区——奥什、贾拉拉巴德、巴特肯、费尔干纳盆地——更为保守,宗教氛围更浓厚,人口密度也更高。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人口火药桶:这片区域最肥沃的土地,在20世纪20年代被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瓜分,划分之精确度如同醉汉切蛋糕一般。边界毫无道理可言。村庄与田地分离。道路在检查站戛然而止。属于一个国家的民族聚居区完全位于另一个国家的境内。2010年的暴力冲突就发生在这里。这里也是断层线最为显露的地方。

不了解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差异,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国家。这不仅仅是地域主义的问题,更是生态、经济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北部深受苏联现代化、俄罗斯殖民和草原农业的影响;南部则深受费尔干纳盆地茂密的灌溉系统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南北两部分从未真正互信,而这种不信任也加剧了该国动荡的后苏联时代政治局势。

玛纳斯:缔造一个国家的史诗

在吉尔吉斯斯坦建国之前,有玛纳斯。

《玛纳斯史诗》不仅仅是一首诗。它是吉尔吉斯人民的记忆、道德准则、族谱和世界地图。它的长度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总和的八倍——大约有50万行,尽管没有一个版本包含了全部内容。一千多年来,它一直由玛纳斯奇(史诗吟唱者)口口相传,他们会在一种恍若入神的状态下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吟唱。

这部史诗讲述了玛纳斯的故事,他是一位勇士,团结了四散的吉尔吉斯部落,对抗他们的敌人——汉族、卫拉特人、回鹘人和卡尔梅克人。史诗充满了夸张、魔幻和暴力。玛纳斯生来就带着一捧鲜血;他的坐骑阿库拉会飞;他的敌人被血流成河地消灭。史诗中还出现了成吉思汗(“世界之王”)这一角色,这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年代混乱——玛纳斯据说生活在公元9世纪或10世纪,但史诗却自由地将不同的时期和人物混杂在一起。

重要的不是历史的准确性,而是*《玛纳斯》所蕴含的吉尔吉斯民族认同感:独立、勇猛、热爱土地。这部史诗在苏联时期遭到压制(斯大林对任何讲述英雄团结人民对抗外敌的民族主义史诗都心存戒备),但它通过秘密演出的玛纳斯剧团得以流传。后苏联时代,《玛纳斯》*已成为吉尔吉斯民族认同的基石。如今,吉尔吉斯斯坦拥有玛纳斯机场、玛纳斯大学,每个城镇广场上都矗立着玛纳斯雕像。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该史诗诞生1000周年(学者们对这一数字的精确性存在争议,但无人在意)。

这部史诗也扮演着某种宪法的角色——一份价值观的宣言。吉尔吉斯人说,《玛纳斯》教导人们团结、好客、勇敢和尊敬长辈。在一个国家机构常常软弱无力的国家,这部史诗提供了一种道德权威,政治家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它。当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说他要把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成“第二个瑞士”时,他还特意与一本《玛纳斯》合影。2010年和2020年,当国家陷入混乱时,人们召集玛纳斯剧团进行表演,仿佛这部史诗本身就能恢复秩序。

是否奏效是另一个问题。

在俄国人之前:隐形简史

在19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到来之前,吉尔吉斯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他们是由萨雷巴吉什、布古、索尔托、阿迪金等数十个部落组成的,居住在天山山脉和阿拉伊山脉。他们是游牧民族,放牧着羊群、马匹和牦牛,在夏季的高海拔牧场(jailoo)和冬季的低海拔营地之间迁徙。他们没有城市,也没有成文的国家机构。他们的族谱是口述的,法律是习惯法(adet),部落长老(aksakal)拥有权威。

在这方面,他们并不特殊。内亚的游牧民族数千年来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的政治组织随着个别领袖的实力和外部威胁的压力而兴衰。吉尔吉斯人是更广阔的突厥-蒙古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和阿尔泰语密切相关。他们的传统宗教融合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他们中间传播缓慢)和萨满教习俗——崇拜天空之神腾格里、祖先崇拜,以及在仪式中使用库木兹琴(一种三弦琴)和基尔基亚克琴(一种马尾琴)。

关于吉尔吉斯人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在汉代史籍(公元前2世纪),其中提到了建坤人——一个居住在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民族。叶尼塞吉尔吉斯人是一个强大的族群,他们在公元9世纪建立了自己的汗国,一度统治蒙古草原,后被契丹人取代。这成为现代吉尔吉斯斯坦引以为傲的一点——证明该国拥有“三千年的建国历史”。现代吉尔吉斯人与叶尼塞吉尔吉斯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联系,但这种传承关系并非如民族主义史学所设想的那样直接。

显而易见的是,吉尔吉斯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向南向西迁徙,大约在15至17世纪迁入其现今的领土,这主要是受到卫拉特蒙古人(准噶尔人)西进扩张的推动。17至18世纪的准噶尔战争对吉尔吉斯人来说是一场灾难,正如它对哈萨克人一样。哈萨克人记忆中的“大灾难”(Aqtaban Shubyryndy)在吉尔吉斯传统中也有对应的事件:扎皮特(Zapyt,意为“陷落”),当时准噶尔人征服了天山山脉,将吉尔吉斯各部落驱散殆尽。

吉尔吉斯人不像哈萨克人那样拥有统一的汗国。他们最高级别的政治组织是由一群部落组成的联盟,由一位马纳普(领袖)统领,但这些联盟脆弱且短暂。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尔吉斯人过于分散,除了现代帝国之外,几乎不可能被任何人征服——而这正是最终发生的情况。

俄国征服与1916年乌尔昆战役

俄罗斯帝国向天山地区的扩张,是其南下扩张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也使其征服了哈萨克斯坦和费尔干纳盆地。但征服吉尔吉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而残酷的过程,其中充满了臣服、条约和背叛。

19世纪70年代,居住在阿拉伊山脉的吉尔吉斯南部部落被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征服。斯科别列夫是一位冷酷无情且极具个人魅力的指挥官,此前他已因征服希瓦和浩罕而声名鹊起。他对吉尔吉斯人的征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传奇人物“阿拉伊女王”库尔曼詹·达特卡的顽强抵抗。

库尔曼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她生于1811年左右,丈夫去世后成为阿拉伊吉尔吉斯人的统治者——这在19世纪的中亚,对于一位女性而言是极为罕见的权力地位。当斯科别列夫的军队到来时,她领导了人民的抵抗。最终,她意识到胜利无望,于是与俄军谈判投降,保全了部下的性命。此后,她毕生致力于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斡旋(据报道,她于1907年去世,享年96岁)。她被沙皇授予将军军衔,至今仍是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

俄国统治时期带来了变革。沙皇政府征税、修建堡垒,并鼓励俄罗斯人在富饶的楚河谷定居。但这远不及即将到来的灾难那样具有破坏性。

真正的灾难是1916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政府决定征召中亚男子加入劳工营——这一决定激起了整个地区的强烈愤慨。对于本已饱受土地没收和沉重赋税之苦的吉尔吉斯人来说,征兵令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场起义席卷了整个天山地区。吉尔吉斯人袭击了俄国定居点,杀害了官员,并宣布独立。

俄罗斯的回应极其残酷——比吉尔吉斯人从斯科别列夫那里遭受的任何暴行都更加残酷。沙皇军队在俄罗斯移民的增援下,发动了一场种族清洗运动。村庄被焚毁,牲畜被屠杀。吉尔吉斯人被迫逃往山区,越过边境进入中国。

这场大迁徙被称为“乌尔昆”(吉尔吉斯语意为“大迁徙”)。虽然各方估计数字差异很大,但据估计,约有10万至15万吉尔吉斯人丧生——而吉尔吉斯人的总人口可能只有80万。另有数万人逃往中国,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生活在新疆的阿克苏和克孜勒苏地区。

乌尔昆事件是现代吉尔吉斯斯坦的奠基性创伤——正如1916年起义之于哈萨克斯坦、阿沙尔西里克大饥荒之于吉尔吉斯斯坦。每年,这一天都被定为全国哀悼日,人们会纪念它。苏联时期,人们压制了这段记忆(官方说法是“反革命”叛乱已被镇压),但在后苏联时代,乌尔昆事件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它既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坚韧不拔的象征,也是帝国统治危险性的警示。

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在实验室中建立起来的国家

如果说俄罗斯帝国几乎摧毁了吉尔吉斯人民,那么苏联则缔造了吉尔吉斯民族。

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在苏联时期之前,并不存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国家。那里只有一片区域——天山和阿拉伊山脉——居住着讲吉尔吉斯语的部落,但没有国家,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国家机构。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民族政策创造了这一切。

苏联的民族构建逻辑十分独特。列宁和斯大林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现象,终将消亡;但他们也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为非俄罗斯族群建立民族领土和制度。因此,苏联着手构建民族国家——划定边界、规范语言、创造民族史诗、培养民族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一党制国家框架内进行。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于1926年。1936年,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边界的划定主要由莫斯科主导,几乎不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最重要的后果是将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比什凯克、楚河谷、伊塞克湖)与南部吉尔吉斯人占多数的地区(奥什、贾拉拉巴德、费尔干纳盆地)划入同一个共和国。南北分裂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个国家之中。

苏联的现代化改变了吉尔吉斯斯坦。识字率从接近于零跃升至接近100%。俄语成为教育和行政语言。吉尔吉斯语被标准化,先是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后采用西里尔字母(1941年)。吉尔吉斯民族史诗《玛纳斯》被收集、转录和出版——但前提是必须删去莫斯科认为有问题的内容。任何提及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或反抗俄罗斯统治的内容都被删除。

经济结构进行了重组。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摧毁了传统的游牧经济,并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饥荒——虽然不如哈萨克斯坦饥荒那样惨烈,但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吉尔吉斯斯坦人损失了30%到40%的牲畜,数千人丧生。幸存者被安置到集体农场,学习种植作物而不是放牧牲畜。

按苏联标准来看,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化程度并不高。重工业并非吉尔吉斯斯坦的重点发展领域——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才是。该共和国主要发展农业(棉花、烟草、绵羊养殖)和轻工业(纺织、食品加工)。因此,吉尔吉斯斯坦一直是苏联最贫穷的加盟共和国,这一地位在后苏联时代也基本保持不变。

在文化上,苏联时期造就了一批吉尔吉斯知识分子——作家、诗人、科学家、电影制作人——他们接受俄语教育,参与苏联文化活动,同时又保留了吉尔吉斯语传统。小说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艾特玛托夫用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写作,他的作品—— 《贾米拉》、《一天超过一百年》、《骷髅之地》 ——享誉国际。他以非凡的技巧驾驭了苏联文化生活的矛盾,既非异议人士,也非宣传家,而是一位在苏联框架内成功保留吉尔吉斯主题的作家。

到了苏联后期,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成了苏联民族改造的试验场。人口构成复杂:吉尔吉斯族(1989年约占52%)、俄罗斯族(21%)、乌兹别克族(13%),以及乌克兰族、德意志族、鞑靼族等其他族群。比什凯克是一座俄语城市,乡村地区则以吉尔吉斯语为主,南部地区则以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为主。在苏联体制下,这些族群间的隔阂尚可控制,因为莫斯科负责调解冲突,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体系。然而,当这一体系崩溃后,这些隔阂便如洪水般涌现出来。

阿斯卡·阿卡耶夫时代:一个未能长久的梦想

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几乎是偶然的。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突然变成了吉尔吉斯共和国。没有独立运动,没有民族解放斗争——只有中央政权消失后留下的突然真空。

首任总统是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一位曾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的物理学家。他并非共产党内部人士,而是一位知识分子,立场温和,主张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卡耶夫似乎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他谈论民主、人权,并致力于将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成为“第二个瑞士”——一个位于亚洲中心地带的中立、和平、现代化的国家。

在最初的几年里,这套方法奏效了。阿卡耶夫开放了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并允许相对自由的新闻媒体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因此被称为“中亚的民主岛”——该地区唯一一个反对派报纸可以出版、公民社会组织可以运作、选举并非完全舞弊的国家。

但美梦并未持续多久。

经济转型是残酷的。苏联时代的补贴消失了。各行各业纷纷倒闭。1993年引入的吉尔吉斯索姆暴跌。贫困人口急剧增加。新富阶层(那些有关系、能够攫取国有资产的人)与其余民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

阿卡耶夫本人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位改革者变成了独裁者。他操纵选举,监禁反对派,并将最赚钱的经济部门置于自己家族的掌控之下。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变得极其富有。到了21世纪初,这个“民主岛”看起来和邻国没什么两样了。

南北分歧也开始再次显现。阿卡耶夫来自北方(出生于楚河谷的克明地区),他的政府由北方精英把持。南方历来较为贫穷和保守,感到被排斥在外。南方的乌兹别克少数民族日益感到被边缘化。紧张局势暗流涌动。

郁金香革命(2005):一个无人理会的警告

2005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自己的“颜色革命”——郁金香革命,此前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

导火索是2005年的议会选举,这场选举被公然操纵,有利于阿卡耶夫的盟友。抗议活动始于南部的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并迅速蔓延。由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南方人)领导的反对派要求阿卡耶夫辞职。3月24日,数万名抗议者聚集在比什凯克。安全部队没有开枪。阿卡耶夫逃往莫斯科。巴基耶夫继任总统。

郁金香革命在西方被誉为民主的又一次胜利。但事实远比这复杂。阿卡耶夫虽然下台了,但造就他的体制依然完好无损。新政府的组成人员与之前并无二致——地方强人、商业寡头、前共产党官员——他们只是在合适的时机转换了阵营。

巴基耶夫的总统任期,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比阿卡耶夫的更糟。他来自南方——出生于贾拉拉巴德州的马萨丹——他的政府被南方氏族把持。北方人感到被排斥在外。腐败愈演愈烈。巴基耶夫的儿子马克西姆成了外资的把关人,中饱私囊,也让其圈子发了财。

真正的问题在于,巴基耶夫除了保住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远见。他挑拨南北关系,逮捕反对派,关闭独立媒体。他接受俄罗斯和美国的援助(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驻扎着俄罗斯和美国的空军基地——马纳斯中转中心,该中心对阿富汗战争至关重要),却不向任何一方做出承诺。

到2010年,这个国家就像一个火药桶。

2010年4月8日:第二次革命

2010年4月,火药桶爆炸了。

导火索是巴基耶夫政府强行将公共事业价格提高了200%。抗议活动始于北部城市塔拉斯,随后蔓延至首都比什凯克。4月7日,安全部队开枪镇压,造成数十名抗议者死亡。这场暴力事件震惊全国。由前外交部长罗莎·奥通巴耶娃领导的反对派组建了临时政府。巴基耶夫被迫逃亡——先是逃往南部,试图在那里争取支持,之后又逃往白俄罗斯。

四月革命——也称人民四月革命——比郁金香革命更加血腥,造成80多人死亡。但它同样也是一场缺乏明确纲领的革命。临时政府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联盟,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人士和前官员,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巴基耶夫。

真正的考验是在两个月后到来的。

2010年6月9日:南方大火

如果你想了解吉尔吉斯斯坦为何如此脆弱,你需要了解 2010 年 6 月的情况。

暴力事件始于6月10日,地点在奥什。直接导火索是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在一个赌场外发生的冲突。几个小时内,冲突升级为种族屠杀。成群结队的吉尔吉斯武装人员——有人说他们是由巴基耶夫的拥护者组织,意图破坏新政府的稳定——袭击了乌兹别克人聚居区。他们放火焚烧房屋,抢劫商店,并杀害所有遇到的人。乌兹别克人也有一些武器,他们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武器装备也远逊于吉尔吉斯人。

暴力事件蔓延至贾拉拉巴德及南部其他城镇。四天来,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应对措施。警察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加入袭击者的行列。军队虽然部署到位,但收效甚微。比什凯克的临时政府似乎陷入瘫痪。直到俄罗斯斡旋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暴力事件才逐渐平息。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470人,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或许达到2000人甚至更多。超过4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数千栋房屋被毁。奥什的乌兹别克斯坦人聚居区几乎夷为平地。

国际社会的反应软弱无力。联合国派出了调查委员会,欧盟也表达了关切,但无人真正介入。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承诺调查并起诉肇事者,但最终被绳之以法的却寥寥无几。南部地区依然分裂,饱受创伤。曾经占总人口14%的乌兹别克族群,如今因大量移民而萎缩。许多留下来的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2010年6月的暴力事件并非自发的种族冲突,而是一种政治武器——被罢黜的精英阶层借此破坏新政府的稳定,地方权贵则借此清算旧账、攫取财产。但其根源也更为深远:国家未能有效整合乌兹别克少数民族,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民众的贫困和不满,以及两届腐败总统执政后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的彻底崩溃。

南北分裂:吉尔吉斯斯坦的原罪

2010 年的暴力事件虽然极端,但它极端地表达了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乃至独立之前就存在的社会分裂。

吉尔吉斯斯坦的南北分歧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对抗,更是一条地理、经济和文化上的断层线。

北部地区——包括楚河谷、伊塞克湖、塔拉斯山脉和纳伦地区——俄罗斯化程度更高,世俗化程度更高,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联系也更紧密。首都比什凯克位于北部,自苏联时期以来,北方人就一直主导着国家机器。北部地区也更加富裕,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南部地区——奥什、贾拉拉巴德、巴特肯——更具吉尔吉斯传统,宗教氛围更浓厚,也更受费尔干纳盆地浓厚的伊斯兰文化影响。南部地区较为贫困,人口也更多(费尔干纳盆地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此外,南部地区还有大量的乌兹别克族少数民族,这造成了北部地区不存在的族群间紧张关系。

每一位总统都来自不同的阵营,他们的政府都被指责偏袒自己的家乡地区:

  •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1991–2005):来自北方(楚河谷)

  • 库尔曼贝克·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 (2005–2010):来自南方(贾拉拉巴德)

  • 罗莎·奥通巴耶娃(2010–2011 年,过渡期):来自北方(比什凯克)

  •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2011-2017):来自北方(Chui Valley)

  •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2017–2020):来自南方(奥什)

  • Sadyr Japarov(2020年至今):来自北方(伊塞克湖)

模式很明确。每当一个地区的总统卸任,另一个地区就期待轮到自己。而每当这种期待落空——或者以一种令人感觉不合法的方式实现——国家就会滑向危机边缘。

南北分歧往往以氏族为基础,但这些氏族并非苏联时期之前的部落血统。它们是庇护网络——由地域出身、家族关系和经济利益维系的群体。在一个制度薄弱的国家,这些网络才是真正的权力来源。国家不再是中立的仲裁者;它成为争夺的目标,而这种争夺正是沿着地域界限进行的。

2011-2020 年十年:民主的实验室

2010年暴力冲突后,吉尔吉斯斯坦开启了又一次民主治理的尝试。2010年6月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建立了议会制——这是中亚地区的首个议会制国家。总统权力被削弱,总理成为政府首脑。

几年来,形势一片大好。2010年的议会选举竞争激烈。2011年,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赢得总统选举,国际观察员认为此次选举相对自由公正。政府恢复了基本秩序,并重建了南部一些受损的基础设施。

但议会体制混乱不堪。执政联盟不断组建又瓦解。腐败依然猖獗。南北分歧继续左右着政治格局。来自北方的阿坦巴耶夫被指控巩固权力并迫害反对派。他钦点的继任者,来自南方的索隆拜·热恩别科夫,赢得了2017年的选举,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首次实现民选总统之间的和平权力交接——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受到该国支持者的庆祝,而批评者则指出,这一标准相当低。

热恩别科夫的总统任期令人失望。他既无法控制经济,也无法改革司法系统,更无法遏制有组织犯罪和魅力型民粹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其中最危险的人物是萨德尔·扎帕罗夫,这位前政客曾因在人质危机中绑架一名州长而被定罪——没错,这事儿是真的——当时他正在服刑。2020年,他被抗议者释放。

2020年12月:第三次革命

2020年10月。议会选举。更多舞弊行为。更多抗议活动。

2020年的议会选举或许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历史上最具舞弊性的选举。由亲政府政党控制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是对实际投票的公然嘲弄。几个小时之内,比什凯克就爆发了抗议活动——这是选举舞弊和反对派动员起来的常见模式。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抗议者们并未止步于要求重新计票,他们还冲击了白宫(议会大楼),并将萨德尔·扎帕罗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到周末,总统热恩别科夫辞职,而扎帕罗夫——这位被定罪过的人——成为了代理总统。

所谓的“第三次革命”(或称“十月事件”)具备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的所有典型特征:选举舞弊、街头抗议、精英倒戈以及权力突然而混乱的交接。但其结果与2005年和2010年的革命有所不同。前两次革命将反对派人士推上了权力宝座,这些人无论过错如何,都属于既得利益的政治阶层。而扎帕罗夫则不同。他是一位有犯罪记录的,一个迎合不满民众、承诺提供简单解决方案的人。

扎帕罗夫以惊人的速度巩固了权力。他在2021年1月举行的提前总统选举中以超过79%的得票率获胜。随后,他强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使吉尔吉斯斯坦恢复了强总统制——实际上推翻了2010年的改革。这部新宪法以令人质疑的81%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贾帕罗夫的统治是专制的,但也相当稳定——考虑到2005年、2010年和2020年的混乱局面,这绝非易事。他镇压反对派,控制媒体,并为自己打造了个人崇拜。但他同时也维持了秩序。问题是,这种稳定是持久的,还是仅仅是暴风雨之间的平静?

玛纳斯连续体

经历了这一切——郁金香革命、四月革命、2010 年 6 月暴力事件、2020 年政变——有一件事始终不变:那就是玛纳斯的形象。

这部史诗至今仍在上演,玛纳斯歌者仍在吟唱,每一次国庆庆典都会有玛纳斯史诗的朗诵,每一位政治家都将玛纳斯奉为吉尔吉斯人民的团结象征。这部史诗已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漫画。吉尔吉斯斯坦电视台还设有“玛纳斯时间”,现场朗诵这部史诗。

当然,讽刺的是,这部史诗讲述的是团结一致对抗外敌,但吉尔吉斯斯坦真正的冲突却发生在内部——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内讧、南北之间的冲突、庇护者与被庇护者之间的冲突。这部史诗描绘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模样,但现实却远比这复杂得多。

这并非对史诗的批判,而是对民族神话与政治现实之间差距的承认。每个国家都存在这种差距。在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国家力量薄弱、社会分裂加剧,这种差距更大、更显而易见。

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的关键人物

库尔曼詹·达特卡(约1811年—1907年) ——“阿拉伊女王”。她领导了对俄罗斯帝国的抵抗,后促成和平投降。沙皇授予她少将军衔。她是吉尔吉斯尊严和务实精神的象征。

钦吉兹·艾特玛托夫(1928-2008) ——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的作家。他的小说和故事连接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文化。*《贾米拉》和《一天超过一百年》*等作品享誉全球。他是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底蕴的象征。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1944年—)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他最初是一位改革者,最终却成为了独裁者。2005年,他在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他的故事是对权力腐败的一个警示。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1949年—) ——第二任总统。他推翻了阿卡耶夫,之后比前任更加腐败。2010年四月革命后,他流亡海外。他的总统任期引发了南部地区的种族冲突。

罗莎·奥通巴耶娃(1950年—) ——四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领导人,2010年至2011年担任总统。她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坛一位罕见的人物:在南北两派中都备受尊敬。她的临时政府带领国家度过了2010年的危机。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1956年—) —2011年至2017年任总统。来自北方。他执政期间,国家相对稳定,并于2017年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卸任后,他与继任者发生冲突,并曾短暂被拘留。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1958年—) ——2017年至2020年任总统。来自南方。两位民选总统之间实现了权力的首次和平交接。在2020年的抗议活动中被推翻。这象征着总统制在面对动员起来的反对派时显得软弱无力。

萨德尔·扎帕罗夫(1968年—) ——现任总统。在2020年的抗议活动中上台。巩固了威权统治。在厌倦了过去几十年混乱局势的人们中颇受欢迎。

今日吉尔吉斯斯坦:山巅视角

2026年的吉尔吉斯斯坦会是什么样子?

目前,该国局势稳定。萨德尔·扎帕罗夫巩固了权力,2005年至2020年的混乱局面即便尚未完全消除,至少也得到了控制。经济增长温和,主要得益于金矿开采(库姆托尔金矿是该国最大的单一经济资产)、在俄罗斯务工人员的汇款以及规模虽小但不断增长的旅游业。比什凯克的咖啡馆和联合办公空间对于任何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的游客来说都似曾相识。伊塞克湖的沙滩在夏季总是人满为患。

但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国家软弱无力,腐败盛行,南北分歧悬而未决,南方民族矛盾被压制而非解决。经济依赖单一资源(黄金)和单一劳务输出目的地(俄罗斯),而这两者都极其脆弱。政治体制,再次回归总统制,无法保障权力的和平交接。

然而,这个国家却有着某种顽强的生命力。吉尔吉斯人经历了乌尔昆大屠杀、苏联大饥荒、苏联解体、2010年的种族冲突以及三次革命。他们依然屹立于此。他们依然吟诵着《玛纳斯》。他们依然带着客人去伊塞克湖,并说:“瞧,湖水永不结冰。”群山不关心总统更迭,也不关心革命。它们已在那里屹立了数百万年。即使扎帕罗夫、他的继任者以及他们的继任者都已不在人世,它们依然会在那里。

吉尔吉斯斯坦并非失败国家。它是一个仍在挣扎的国家,一个复杂的国家,一个从未真正站稳脚跟但也从未崩溃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它就像它所处的山地地形的一面镜子:美丽而严酷,被深谷分割,并且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本文完成于2026年7月,距奥什大火已过去十五年,距乌尔昆事件已过去一百年,距玛纳斯首次出现在草原歌谣中已过去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