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进来、走进去、写下来：中⁠国中⁠亚学的三 位奠基人

上一期写完耿昇先生耿昇：把整条丝绸之路译成中文的人，后台陆续来了不少私信。有读者说，原来一位整天与故纸堆打交道的译者，可以写得这么动人；更多人问的是同一件事：这样的人，还有吗？

有。耿昇先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译的那些法国汉学著作，源头一直能追到沙畹、伯希和那一代；把译书的扉页往前翻，会撞见一串更老的名字。往上游追，追得出一个人；往旁边看，还有两条路、两个人。

这一篇不写古人，写三位离我们近得多的人。一个瘫在床上译了一辈子，一个独自走进沙漠挖了一辈子，一个在书斋里写了一辈子。三个人，三种活法，把中亚这门学问，从外国人的书房里，一寸一寸搬进了中文世界。

译进来、走进去、写下来。中国的中亚学，是从这三个人开始的。

一、瘫在床上的人

第一位出场的是冯承钧，湖北夏口人，生于1887年，比耿昇先生大了整整五十七岁。今天中华书局有一套”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书架上耿昇先生的译作，比如《丝绸之路》《黄金草原》，旁边往往就排着冯承钧的译本，《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两代译者，收在同一套丛书里，不熟悉的人常常把他们当成同一个人。这也是我们这一篇的起点：耿昇先生的译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冯承钧早年和”译者”两个字毫无关系。清末，少年冯承钧被送到比利时读中学，后来又进巴黎大学读法律，1911年拿到法学士学位。那个年代留欧读法科，是奔着仕途去的。他却没有沿着法律的路走下去，转身坐进了故纸堆，把一辈子的力气花在一件当时少有人做的事上：把欧洲东方学家研究中国西陲、中亚、南海的著作，一部一部译成中文。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从十九世纪末起，斯坦因、伯希和们在中国西陲带走文物、抄走文书，欧洲的东方学因此声势大振，可他们的著作，中文世界几乎无人翻译。冯承钧译的正是这一批书：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多桑的《蒙古史》，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的新译本。他通法文、英文，还懂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连古回鹘文、八思巴文都有涉猎，粗算近十种语言。译书碰到地名、族名、对音，别人绕道走，他直接钻进原文里去考。

翻他的译本，会看到页脚密密麻麻的校注。他不满足于把外文翻成中文，地名要还原成汉字古称，人名要核对史书，一条注释往往就是一篇小考证。所以他的译作，学界敢当著作来引用。法国汉学家的结论，经他的手一过，错的被剔掉，含糊的被补齐。这样的译者，到今天也不多见。

说到这儿，很多人会想当然：他大概在巴黎跟伯希和念过书吧。不是。伯希和比他大九岁，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风头最劲的汉学家，冯承钧和他主要靠通信论学。冯承钧自己说过，从伯希和那里”得到益处确实不少”；他也说过，有些地方不能盲从。两个没有见过面的人，隔着欧亚大陆通信大半生，一个译对方的书，一个在校订里跟对方较劲。他受伯希和的影响很深，但他不是伯希和的学生。

他的兴趣也不止于西域一路。他还写过《中国南洋交通史》，把中国人下南洋、过印度洋的海上旧路，拿来跟西域史料放在一起对勘；他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几乎把当时欧洲这方面的重要论著一篇篇收齐了。在冯承钧眼里，中亚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块，它连着中国通往西部的陆路和海路，是一张更大网上的节点。

真正压垮这个人的，是病。四十多岁那年，冯承钧染上风瘫，此后再也提不起笔。对一个以译书为业的人，这几乎是判决。他没有停。笔提不起来，就说。长子冯先恕坐在床前，父亲念一句，儿子写一句。沙畹、多桑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就是这样一句一句被”说”成中文的。瘫痪的学者，执笔的儿子，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他生命中最后十几年，译著几乎都出自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在1943年的夏天戛然而止。北平已经沦陷六年，冯承钧病着，走不了。冯先恕是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校长陈垣最看重的年轻人之一。在沦陷的北平，这个年轻人参加了地下抗日，名字上了日本宪兵的黑名单，肺病加上高烧，拖到那年夏天，人没了。父亲还瘫在床上，译到一半的书，再没有人替他念、替他写了。他最重要的那双手，先他而去了。

冯家不止先恕一个儿子。次子冯牧后来成了有名的文艺评论家，另一个儿子冯先铭进了故宫博物院，一辈子研究古陶瓷。孩子们长大成人，各有各的天地，只是父亲病榻上口授译书的那些年，是这个家最难熬的十几年，也是书香气最重的十几年。

抗战胜利前后那两年，冯承钧的日子过得很难。家里要吃饭，他拖着病体出门教课。1946年2月，肾脏炎发作，他在北京去世，六十岁。身后的事，是朋友们张罗的，向达等人为他募捐料理。一个瘫痪的老人，在沦陷的城市里靠教书换一口饭，到死惦记的，还是那几部没译完的书。

冯承钧留下的东西，很多年后才显出分量。顾颉刚说，他是”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向达为他的译丛作序，说以个人力量把法国近代汉学系统地转法为汉，“还只有冯承钧先生”。他译《西突厥史料》，中文读者第一次看清突厥汗国与隋唐纠缠的来龙去脉；他译《多桑蒙古史》，蒙古西征不再只是传说；他编的《西域地名》，给此后所有做中西交通史的人备下了一本工具书。**他这一生没有踏进过中亚，却让中国人第一次读到了中亚。**这是三块基石里的第一块：译。

冯承钧去世那年，耿昇先生刚满两岁。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却在同一套丛书里做了半个世纪的”邻居”。耿昇先生译的那些法国汉学书，源头大半要落到冯承钧这一代人身上。这正好接上我们开头那句话：没有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二、沙漠里的独行人

如果说冯承钧是把中亚译进中文的人，那么第一个把中国学者的脚印深深踏进新疆腹地的，是另一位湖北人，黄文弼。他比冯承钧小六岁，1893年生于湖北汉川，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同窗里有冯友兰。一个学哲学的书生，最后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绕不开的名字，这条路要从1927年说起。

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华，想再进新疆。消息传开，北京学界反应激烈。从斯坦因到伯希和，几十年里，中国西陲的文物被外国人一箱一箱运出国门，敦煌的卷子、楼兰的遗物，今天躺在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这一次，学界联合起来抵制，双方谈判僵持了好几个月，最后签出一份十九条的协议：考察团由中瑞双方合组，中国学者全程参与，不得损毁古迹，采集品一律留在中国。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中外考察队以平等身份坐下来谈成的合作。中方学者里唯一的考古学家，就是黄文弼。

出发之前，他心里已经有一杆秤。考察队进了新疆，宿营的时候，斯文·赫定习惯性地在帐篷外插上一面瑞典国旗，黄文弼走过去，把旗拔下来，换上一面中国国旗。赫定是世界级的大探险家，黄文弼那年三十四岁，还籍籍无名。这件事没有谁要求他做，他也清楚瑞典人心里未必痛快，但他还是做了。多年以后人们回看这次考察，都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自家土地上，把腰杆挺直了做学问。

1928年开春，考察团分头行动。黄文弼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南下吐鲁番，队伍里就他一位学者。在交河故城附近的雅尔崖古墓区，他主持发掘，收获陶器八百多件，墓表一百二十多方。那些刻字砖志上记着死者的姓名、官职和年代，正是它们，让高昌的编年第一次有了成批的地下文字依据。这是中国学者在新疆做的第一次系统考古发掘。他后来据此整理出《高昌砖集》《高昌陶集》，让高昌的历史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挖出来、写出来。

塔克拉玛干不是普通的大沙漠。它东西绵延上千公里，南北四百多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百年来，连驼队都只敢贴着它的南北两缘走，横穿腹地几乎是送死。

第二年春天，黄文弼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他读《汉书·西域传》，见里面记着一条横贯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南河”，到了他那个年代早已干涸。为了找到这条古河道的遗迹，他带着人从沙雅出发，打算横穿大沙漠，走到对面的于阗。这条路，斯文·赫定试过：水喝光了，人喝过尿，喝过羊血，差点把命留在沙漠里，最后退了回去。黄文弼进了沙漠，向导又迷了路，他干脆把向导辞了，自己走。日记里写，沙漠一起风，“走沙扬尘，十步之内即不见人”。一个多月后，他到了于阗。这趟路的辛苦，日记里只落下四个字：辛苦备至。斯文·赫定没能走通的路，黄文弼走通了。

更大的回报，出现在第二年。1930年4月，他在罗布泊北岸一带考察，一位猎户拉亦木跑来告诉他，芦苇丛深处有烽燧的痕迹。黄文弼难得地在报告里喜形于色，写下”余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他循着线索找到一处建在台地上的汉代亭障遗址，当年从敦煌通往西域的邮驿，就从这里经过。他在遗址周围的芦苇和沙土里细细翻找，木简一片一片散落着，他都捡起来，最后收拢了七十多枚。这批木简后来被确认为新疆出土最早的汉文简牍，最早的一枚写于汉黄龙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9年，距西汉朝廷设立西域都护，只晚了十一年。这批木简，是新疆出土最早的汉文简牍。

很多人以为，黄文弼的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其实横穿沙漠、土垠汉简，只是他四十年新疆生涯里最出名的两页。此后他又三次进疆：1933年到1934年，战乱前夕，他再入罗布泊，抢救了一批古物；1943年到1944年，抗战正酣，他第三次进疆，在迪化整理文物；1957年到1958年，年过六十，他第四次进疆，跑遍天山南北。前后四次，新疆境内的行程加起来超过三万八千公里。那个年代没有越野车，没有卫星定位，多数路靠骆驼和马，不少路段靠两条腿。同辈的中国学者里，再没有第二个人把新疆走成这样。三十年间四次进疆，中国考古学在新疆的家底，差不多是他一个人用脚先趟出来的。

走完沙漠，更苦的活计在书斋里。黄文弼的考察报告，整理比考察还慢，“三记两集”五部书，前后二十六年才出齐。《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抗战流亡途中在陕南城固写成的，到1948年才出版；《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又等到1954年、1958年才相继问世。他存放在汉口洋行仓库里的出土品，抗战中毁于一场大火，多年的心血化为灰烬。那些年在城固、在北平，支撑他的，大概就是自己挖出来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写出来这一件事。

1948年，北京大学代校长陈大齐为黄文弼的书作序，写道：“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日本学者前田耕作后来有一段更妙的评价：黄文弼把看中亚的目光，“从偏向西面，摇回到从东面来观察”。过去几十年，中亚考古是欧洲探险队由西往东一路做过来的；黄文弼让这门学问第一次有了从中国出发的方向。这个瘦小的人，刘半农说他”瘦骨一撮不胜衣”，就这副身板，把塔克拉玛干走了个来回。1966年12月，黄文弼在北京病逝，七十三岁。近年，荣新江、朱玉麒等学者把他的未刊手稿整理成《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也重新再版，新一代研究者正在重新读他。**他把新疆的考古，从外国人手里，接回了中国人的脚下。**这是三块基石里的第二块：考。

三、写了一辈子的人

前两位，一个把中亚译了进来，一个把中亚考了回来。等到第三位出场，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十年。王治来，1930年生于湖南衡山。1959年，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新疆，领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参与编写《哈萨克简史简志》。一个刚出校门的湖南青年，人生的第一项任务，是给哈萨克这个民族写史。给哈萨克写史，是他所有中亚著作的起点。

说王治来”写了一辈子”，不夸张，但他的路比别人绕。1949年，他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读了一年书，1950年报名参军，在东北军区当理论教员；1954年，又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绕了这么一大圈，他给自己选的方向，是全中国最冷门的学问之一：中亚史。那时候北大没有老师专治这一门，他就在图书馆里自己找路。1959年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他被分到新疆。对研究中亚的人来说，这个去处倒像是安排好的。

毕业那年，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正进行到新疆。这个工程要给各民族编写简史简志，从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抽了一大批人。王治来一报到，就被编进哈萨克组，跟着跑牧区、访老人、翻旧档。哈萨克的历史不像中原有系统的官修史书，许多内容藏在口述和族谱里，得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去问。三年下来，他成了当时国内少数真正摸过哈萨克历史底细的学者。

从借调民族调查组算起，他在新疆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头三年，哈萨克的历史、部落、迁徙，他一条一条理出来。到今天，国内研究哈萨克斯坦的人，绕不开他最早做的这批工作。到了十年动乱，学校停课、研究停摆，别人闹革命，他把自己关起来，整理校注一部十六世纪的中亚史书《拉失德史》。这部书讲叶尔羌汗国的兴衰，是中亚蒙兀儿王朝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几百年没人认真整理过。没有人让他做，也没有人催他，一部书，他校注了十几年。等书稿终于问世，学界才回过味来：那十几年，他闷头做了一件多大的事。

他校注的这部《拉失德史》，来头不小。作者米尔咱·海答尔是叶尔羌汗国的重臣，开创这个汗国的赛义德汗是他的舅舅。他亲历了汗国的兴衰，写下这部书，既是史书，也是回忆录，算得上十六世纪中亚最重要的一手史料。几百年间它只有抄本流传，直到十九世纪，欧洲学者才把它整理出来。一部这样的书，中文世界连整理本都没有，王治来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一校就是十几年。

1980年，王治来的《中亚史》第一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平淡，分量不轻：这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第一部中亚史。此前的中文世界讲中亚，读的是翻译过来的外国著作，或者散落在断代史、西域史里的章节。从这一年起，中国人有了自己写的通贯性中亚史。从这一年起，中国人读中亚，不必再只借别人的眼睛。

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中亚研究所，王治来出任副所长。那时候全国专门研究中亚的机构屈指可数，这个所几乎是从零搭架子，他一边主持所里的工作，一边接着写他的书。

1982年，中国社科院派王治来去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的编辑工作会议。那是国际学术工程，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坐在一起，一卷一卷讨论中亚文明史的写法。他具体说了什么，今天已经不容易查到，但他代表中国学者坐在那张桌子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亚史这门学问，中国学者不再只是读者和译者。多年以后，这套《中亚文明史》有了中译本，学术顾问名单里，有一位我们上一期写过的人，耿昇。同一部国际巨著，王治来坐在编辑会议桌边，耿昇坐在汉译本顾问席上，两代中国学者隔着二十多年，在同一部书里接力。

1983年底，王治来调到湖南师范大学教书，在长沙定居下来。书是一面教一面写的：1986年出《中亚史纲》，1989年出《中亚近代史》，1997年把莫卧儿王朝开国君主巴布尔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巴布尔是帖木儿的后裔，从费尔干纳起家，一路打到印度，那本回忆录写中亚的山川、城镇、人物，是一手的十六世纪中亚史料。王治来译它，是因为做这段研究的人绕不开它。连同《世界境域志》《突厥世系》，他把好几部中亚要籍都译进了中文。他译书与职业译者不同，更像是研究到哪、译到哪，顺手也把路给后来的人修好了。

真正的收山之作，是《中亚通史》。2004年，这部四卷本大书出版，共一百五十四万字，古代卷上、下与近代卷主要由他执笔，现代卷由丁笃本撰写。那一年，王治来七十四岁。从1959年给哈萨克写简史算起，到这部通史问世，整整四十五年。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评价是：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撰写的最完整、最系统、最详细的一部中亚通史。学界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有人指出个别史料可以再斟酌。学术著作没有不被挑毛病的，真正难得的，是四十五年间没有人做完的事，他一个人做完了。

翻开这套通史，从公元前的中亚一路写下来：古代卷上卷写波斯帝国、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世界，一路写到贵霜、嚈哒；下卷从突厥汗国、回鹘写到蒙古诸汗国。近代卷的主角，是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以及俄国步步南下、把它们一一吞掉的百年。现代卷一路写进苏联时期的中亚。四卷连起来，恰好就是今天中亚五国的完整来路，中国读者第一次能在自己人写的书里，把这条脉络从头到尾捋一遍。

写完《中亚通史》，王治来没有停笔。2009年，八十岁，他写回忆录《史馀忆旧》，把自己走过的路、见过的人记下来。2019年2月4日，他在长沙去世，八十九岁。他去世的十个月前，耿昇先生也走了。译、考、著三代人里的最后两位，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谢幕。

王治来一辈子做得最多的动作，是坐在书桌前。他译书、校书、写书，把中亚几千年的历史一部一部写下来。译进来的、走进去的，到这一代，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写的完整中亚通史，写的就是今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脚下的土地。**到这一代，中国人终于把中亚的历史，自己写了下来。**这是三块基石里的第三块：著。

收束：三条路，汇成一条河

回头看这三块基石，恰好是三代人：冯承钧（1887-1946）把外国人的研究译进来，黄文弼（1893-1966）把中国人的脚印踏进去，王治来（1930-2019）把中亚自己的历史写下来。从民国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这门学问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没有断过。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冯承钧是湖北人，黄文弼也是湖北人，王治来是湖南人，上一期写的耿昇先生是河北人。四个离中亚山高水远的人，接力把中亚搬进了中文世界。

而耿昇先生接的，恰好是冯承钧传下来的那一棒。冯承钧在病榻上译进来的法国汉学，沙畹、伯希和之后，二十世纪下半叶由耿昇先生续译了大半，他译的《丝绸之路》《黄金草原》，源头正是冯承钧打开的那条水道。奠基的三个人立起三块基石，之后的路，靠一代又一代像他们一样搬砖的人铺出来。耿昇先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棒，也是跑得最久的人之一。

接力棒传到今天，接力的人已经不止一个。中国社科院有专研中亚和俄罗斯的机构，新疆社科院的中亚研究所从王治来那一代人手里一路传下来；中华书局那套”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冯承钧的女婿陆峻岭后来又接着编了好几编。眼下做西域史地和周边研究的学者，北大、陕西师大、兰州大学都有人，新一代研究者正在把黄文弼的文书、把中亚的档案和田野继续做下去。地基还是那三块，上面盖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门学问，如今传到谁手里，轮到谁接着写？研究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的你我，案头那本《中亚通史》，引用的汉简，译介的文献，脚下都踩着这三块基石。古人篇我们记下了，班超、李白这些名字，会是后面的故事。先把这三块基石立在这里，也是想告诉各位读者：一门学问从零到一，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搬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