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部通史，回答了关于新⁠疆的三 个根本问题

2026年9月2日，北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正式面世。这两册书合称”新疆两史”，一册讲历史，一册讲宗教。

这个号主要写中亚。为什么要写一篇关于新疆的书？

原因是：中亚和新疆，在外部那套叙事里从来不是两个话题。中亚三国与新疆接壤的边界线有三千多公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跨境而居，“突厥斯坦”这个概念在外部话语中也从来是连着两边一起讲的。同一套说法在两个地方用，回应它的材料也就需要放在一处看。这篇讲新疆，接的正是这个号一直在跟的那条线。

修史立典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为什么要在今天为新疆修一部通史？先说结论。这两册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有三个，答案也可以概括成三条：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想讲的，是这三条凭什么立得住，以及立住之后还差什么。

一、两部著作究竟写了什么

要知道这两册书的分量，先得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存、彩绘岩画写起，一直写到当代的新疆，完整梳理了新疆自远古直至今日的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以时间为经、史实为纬，呈现新疆宗教从史前时期直至当代的演变历程。多宗教并存、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条主线贯穿始终。

两册书均设前言、七章正文、结束语及大事记。《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中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是当前首部贯通古代、近现代直至当代的新疆宗教通史著作。

书里有两条结论，是全篇最要紧的地方。

第一条，新疆的宗教格局始终是”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从未出现过一教独存的局面。 原始宗教阶段之后，佛教传入，形成了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伊斯兰教传入后的六七百年间，曾一度形成以佛教、伊斯兰教两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直到16世纪以降，伊斯兰教才逐步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第二条，在新疆既不存在信仰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一成不变的民族。 维吾尔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萨满教，后来相继信仰过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并不信仰宗教。哈萨克族群众中，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汉族群众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都有信仰者。

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学术视角，叫”政主教从”。

在常见的宗教史叙事里，政教关系往往被简化成”政教合一”或”政教分离”的二元对立。《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给出了一个更具中国历史纵深的观察：纵观中华文明史，任何一种本土宗教或外来宗教，都没有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历朝历代的中央政权始终承担宗教事务治理重任，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局面。

这条线索有清晰的制度沿革可以查证：魏晋南北朝设僧司，隋唐设崇玄署，元朝设宣政院、集贤院、回回掌教哈的所，清朝《钦定回疆则例》明确”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政”的原则。新疆地区的宗教事务管理，从来都是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不是例外。

二、这两册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一部书有没有分量，先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新疆两史”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纂历时两年多。编写组吸纳了中国在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等方面的权威专家学者，同时安排理论研究和宣传领域的人员全程参与，共计80余人参与编写工作。

投入的工作量是具体的：前后进行了百余次研讨、200多天的集中封闭写作。 编写组还组织青年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对全网数据库、中外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地方史志、学术论著等各类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累计查阅数百万字。

编审环节也没有省。初稿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多家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审读，同时向疆内专家学者和地方相关领域人员征求意见建议。

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在发布会上说过一句话：由于史料限制和学力局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大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一部新书发布，主编公开请读者来挑错，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编写组的态度。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部书对待复杂史实的态度。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盖金伟指出，《中国新疆地区历史》的编纂没有回避历史上中原政权对新疆地区管辖”时紧时松”的客观史实。书里讲得很清楚：尽管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密有疏，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

这个论断从长时段历史演进的层面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大势，体现的是唯物史观看待历史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思维。一部书敢不敢把对自己不利的史实写进去，是判断它能不能立住的一个硬指标。

三、撰写这两部著作的历史意义

历史意义要落到实处讲，不是一句”意义重大”。

第一，补上了长期缺位的两类读本。 此前一段时间里，既缺少适合教学与普及使用的完整新疆历史读本，也缺少同等体量的宗教史读本。做研究的人有专著可查，普通读者、基层宣讲者、中小学教师却找不到一本合适的通读本。两册书分别补上了这两处。

第二，把分散的线索整合到了一起。 新疆史的线索长期散落在考古报告、出土文书、地方史志和各类学术论著里，普通人很难拼出全貌。两册书做的正是这件事：系统整合，厘清主线，让碎片化的史实接得上。

第三，吸纳了近些年的新成果。 重大考古发现、新出土的文书、学术上的新考据、边疆史研究的新进展，都进了这两册书，补充旧说、补全缺环、纠偏误读。这也是为什么它引用的材料比过去同类著作更全。

第四，用途不只在学术圈。 按发布会披露的安排，这两册书会进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博物馆社会教育、培训教学各个环节。也就是说，它的读者不只是研究者，还包括课堂上的学生和博物馆里的参观者。

四、为什么必须做这件事

历史问题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

历史认知一旦出现偏差，社会共识就容易涣散，思想根基就会产生动摇。发布会上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事关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与长远发展，而正确的历史认知、民族认知、宗教认知，正是铸牢这条主线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

当前，国际舆论场上关于新疆的不实言论时有出现，一些说法试图歪曲新疆的历史、割裂新疆与中国的血脉联系。面对这种情况，需要的是拿得出手的正面材料。

这就是两册书”针对性”特征的由来。编写组的做法是两条：一条是坚持据实录事、论从史出的史学传统，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对新疆历史的歪曲、虚构和篡改；另一条是坚持遵循规律、把握主流的唯物史观，避免把单一民族历史文化、单一宗教发展的线索片面放大。

这两条讲清楚了这部书要防的两件事：一是被歪曲的历史，二是片面的历史。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楠把问题概括得很准确：两册书系统回答了”中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全貌是什么""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的完整脉络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

开篇那三条，就是这里的答案，也是标题里说的三个根本问题。 前面讲的史料、体例和编纂过程，都是为了把它们立住。

五、曲解的存在，反证了这件事做对了

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引来曲解，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是它？

答案不复杂。如果一部书无关紧要，不会被反复拿来作文章。 恰恰因为它把史料摆实了、把脉络理清了、把结论立在可核查的证据之上，才让那些经不起核查的说法失去了空间。

最集中的一条被反复炒作的论调，是所谓”单一民族单一宗教”。两册书用翔实史料逐层回应：维吾尔族先民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直到今天，仍有维吾尔族群众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许多人并不信仰宗教；哈萨克族群众中既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史实摆在那里，这种说法就站不住。

这里需要说清楚应对的方式。面对失实信息，最有力的回应不是情绪，而是扎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经得起复核的考古与文献支撑。 这正是”新疆两史”的做法：用史料说话，让史实发言。它不是为争辩而写，而是为存史而写，但客观上，一部立得住的正史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澄清。

所以反过来看，外界的曲解恰恰说明这项工作触碰到了要害。一部能被反复引用的正史，本身就是话语权的载体。

也不必因为这些声音而焦虑。修史是长线工作，着眼的是几十年、上百年，是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根基，不是一场舆论的胜负。

六、今后要多讲故事，故事要有具体的人

这两册书本身就是一个范本。书里没有堆砌晦涩术语，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历史：张骞”凿空”西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布茹玛汗·毛勒朵将”中国”两个字刻在中国西陲边境线上。史册中的大事微情，伴着一个个故事，在读者眼前展开。

这个写法值得学。论断解决的是”知道”，故事解决的是”认同”。面向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胜过一整段抽象表述。

故事从哪里来？从具体的人身上来。

故事要有名字、有地点、有数字，少一样就记不住。 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出行、收入的变化，最终都要落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才有意义。这类内容不需要修饰，它本身就是最扎实的说明。

在吉木萨尔县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有这样一个例子。北庭学研究院的刘潇，原本是讲解员。随着北庭故城考古成果不断涌现，他主动学习文物修复技艺，从讲解员转型成为文物修复师，已经修复出土文物百余件。谈到两册书，他说：今后要以”新疆两史”为指引，把文献史料与北庭出土文物结合起来，讲准、讲活新疆历史。

一个年轻人，守着一座故城的出土文物，一件一件修，一年一年讲。这类具体到人的经历，比任何概念都更能让人记住。

故事有三个标准：真实，细节可核查，不虚构；具体，有名字、有时间、有地点；有温度，写人，不写概念。故事是正史的血肉，正史是故事的骨架。

七、真实认知来自现实反馈，要把”会做不会讲”补上

外界对新疆的真实认知，最终不来自宣传文本，而来自现实反馈。

去过新疆的人看到的，与新疆人打过交道的人感受到的，在新疆做过生意的人体会到的，这些亲身得来的东西，才是最稳固的认知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修史立典之外，还需要把现实里的变化讲出去。

要正视一个短板：不少事情做得扎实，却讲得不够、讲得不巧。这就是”会做不会讲”。成果摆在那里，表达方式跟不上，说服力就要打折扣。

进入AI时代，这个短板被放大了。内容生成的门槛大幅降低，失实信息的生产和扩散速度远快于过去，真假混杂、源头难辨。越是在这种环境下，权威、可核查、有出处的材料越稀缺，也越有价值。 这正是”新疆两史”这类权威、可核查的材料的意义所在：它不追热点，但它在那里，随时可以被引用、被核查、被对照。

发布会上有人提出过三条传播路径，恰好对应这个问题：

推动正史全域普及，让正确认知扎根基层。 权威文本不能只停留在学术机构的书架，要进入课堂、博物馆、培训课堂和普通读者的案头。

加快多语种译介工程，向世界传递真实声音。 完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民族语言版本，稳步推出英文、阿拉伯文等外文译本。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受众群，译介的进度决定了这套叙事能抵达多少人。

以史实为内核，讲出有温度的新疆故事。 史实是骨架，故事是血肉，两者缺一不可。

说到底，争取认知靠的不是音量，而是提供可被信赖的材料。谁的材料经得起核查，谁就拥有话语权。

八、何以中国，何以新疆：书只是其中一步

两册书解决的是”有没有权威文本”的问题。但要把一个地方讲清楚、讲出去，书只是其中一步。

这里可以参照一个最近的样本。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共8集，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大研究成果，由上百位考古学家参与指导，摄制组走过230余个拍摄点位，梳理学术资料300多万字，复原叙事场景220处、服装2268套、道具3600余件，做到”每一幕都有出处”。这样一部作品的市场表现是：首播拿下中国纪录片收视第一，播出期间豆瓣评分9.1，中国大屏端累计曝光超10亿人次，全网各端传播总量突破60亿次，同时通过海外电视渠道触达199个国家和地区约1.5亿用户。

这个样本说明的不是题材红利，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道理：学术上的严谨和传播上的抵达并不矛盾，恰恰是严谨给了它长久的生命力。 观众并不排斥严肃内容，排斥的是把严肃内容讲得不好看。

新疆面临的是同一道题，只是题目更大。这里有天山、有草原、有绿洲、有沙漠，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日常，有几千年层层叠叠的遗迹，也有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东西，一本书装不完，也不该指望一本书装完。

能用的形式其实很多。纪录片和影像作品可以呈现景观与生活；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可以让文物自己说话；学术交流、青少年互访、旅游往来，让人亲自来看、亲自来判断。形式越多，能接触的人就越不一样。

说到底，让人了解一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人看见它、来到它面前。 一个去过天山南北的人，认知来自自己的眼睛，不来自任何人的说服。

回到中亚。中亚五国这些年也在重写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方向和重点各不相同；“新疆两史”做的是同一类工作，只是落在中国版图之内。两边面对的叙事压力不完全一样，但来源是同一套话语资源：同一个地理概念，同一批传播渠道，同一类被反复翻炒的论调。一条线两边看，才看得完整。

而这件事的落点，最终不只是新疆。

新疆的历史是中华文明演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多种宗教在这里并存共处，中央政权的管辖在这里延续千年。讲清楚新疆，讲的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怎么形成、中华文明怎么在交流中生长。让更多人看见新疆、了解新疆、愿意到新疆去，最后理解的其实是同一个中国。

修史立典，是给认知打地基；把故事讲出去，是让地基之上的东西被看见。这两件事要一起做，不能互相替代。这大概就是”新疆两史”留给这个时代最实际的提醒。#中国新疆 #中亚 #何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