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玛⁠托⁠夫：替中⁠亚对中⁠国说话的作⁠家

他没拿过中国护照。可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吉尔吉斯草原的黎明（氛围还原图）

前面几位，都活在千百年前。这一位，离我们很近——近到你的父辈，可能就在某个下班的晚上，就着一盏台灯，读过他写的一个小男孩和一条白轮船。

一、那个想变成鱼的男孩

先不介绍他是谁。先说一个故事。

一个男孩，住在湖边。他不爱说话，唯一的伙伴是外公。外公给他讲过一个传说：从前有一只长着长犄角的母鹿，带着鹿群在山林里。后来人来了，鹿跑了，只剩下传说。男孩信这个传说，信得真。他每天往湖里扔石头，打水漂，看水花。他相信自己能变成一条鱼，顺着湖游到远处，找到一条白色的轮船。轮船上有他的爸爸——他爸爸不要他了，可男孩觉得，爸爸在轮船上，只要游过去，爸爸就会要他。

故事的结尾，男孩的姥爷——唯一疼他的人——在外公被逼着打死那只长犄角的母鹿之后，绝望了。男孩看见鹿角被劈开，鹿肉被分食。他的世界塌了。他走向湖里，往深处走。他想变成鱼。他没变成鱼。

这是《白轮船》。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写的。一九七〇年出版，苏联国家奖金。我第一次读是大学。冬天，宿舍暖气片哒哒响，窗外飘雪。书页是旧的，扉页有陌生人的签名，写着“一九八四年来读于上海”。我读到男孩往水里走那段，把书扣在膝盖上，坐了好一会儿。不是因为“感动”那种廉价的东西。是因为那种痛——一个小男孩对世界的信任被打碎的过程，写得太真了，真到你觉得自己的什么地方也跟着碎了。

后来我知道，写这书的人是吉尔吉斯人。一个中亚人。他写的是吉尔吉斯的湖、吉尔吉斯的鹿、吉尔吉斯的小男孩。可我读着，想起的是自己小时候对世界的那种信——那种信后来也碎了，只是碎的方式不一样。他用一个吉尔吉斯孩子的碎，戳中了一个中国读者的碎。

那个故事的杀伤力，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孩子的信。男孩信鹿的传说，信白轮船，信爸爸在等他。这些信是错的——鹿被杀了，轮船上没有爸爸。可一个孩子的信，不因为错了就不真。他信的那一刻，世界对他是有意义的。等信被打破，意义也碎了。碎了之后，他选了水——因为他最信的那个东西（变成鱼），是他最后能抓住的逃路。艾特玛托夫写的这个结构，套在任何一个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被碾压的人身上，都成立。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都在他书里看见自己——不是因为故事一样，是因为“信被打破”这件事，人人都经过。

这件事本身就够说明，为什么他属于“来客”。

二、他写的是吉尔吉斯，我们读的是自己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一九二八年生于吉尔吉斯一个山村。父亲是村干部，苏联大清洗时被错杀。他从小跟着母亲在集体农庄长大，放过羊，当过畜牧技术员。后来上列宁格勒学文学，用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双语写作，成了苏联时期中亚各族作家在世界文学里最响的名字。

他父亲被错杀，是在一九三七年，他九岁。苏联大清洗刮到吉尔吉斯，村干部成了“人民敌人”，枪决了。一个九岁的孩子，父亲没了。这个伤口，他后来写进了所有的书——他的故事里总有一个失去父亲或失去依靠的孩子，总有一种“被命运亏待了还坚持善良”的劲。他没写过自传，可他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他写的不是吉尔吉斯的童话，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吉尔吉斯孩子，长大后替所有失去过什么的人，发出的坚持。

他的故事永远很小。《白轮船》是一个想变成鱼的男孩。《早来的鹤》是一个雪原上找妈妈的男孩。《永别了，古利萨雷！》是一匹老种马和一个老牧人的一生。《断头台》是一个赶车人和一匹狼的命运交织。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人和自然、人和良心、人和记忆较劲。他写羊、写马、写狼、写雪，写得比写人还郑重。那匹古利萨雷被折磨到死，眼神里没有乞怜，只有轻蔑——读那段，我脖子里发紧。他用一个动物的死，质问整个人类的残忍。这种“生态良知”，在冷战年代很超前，放到气候危机的今天，反而更锋利。

中国人读他，不觉得隔。这事儿有意思。我们也有草原，也有雪，也信“做人要对得起天地”。他的吉尔吉斯，和我们的塞北、我们的乡土，是同一块土壤上长出的两种叶子。中国人读艾特玛托夫，读到的不是“外国文学”，是“另一种自己”。

概念

艾特玛托夫是谁 钦吉斯·托雷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2008），吉尔吉斯作家，苏联国家奖金、列宁奖金得主。代表作《白轮船》《断头台》《一日长于百年》《永别了，古利萨雷！》。作品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是中亚作家中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位。晚年任吉尔吉斯驻卢森堡大使，二〇〇八年在德国病逝。

三、八十年代的中国，他烫手

一九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中国刚打开门。一批苏联文学被译进来，艾特玛托夫是其中最烫手的一个。

“烫手”是真烫手。《白轮船》一九七三年获苏联国家奖金，中文版很快进了书店。那时候的中国读者，刚从一个禁锢的年代探出头，肚子里空。空的不是饭，是“人话”。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不喊口号，只讲一个孩子的心碎，却比一万句道理都重。于是书店里他的书到货即空，读者传着看。我后来翻旧书摊，常看到他书的扉页上有陌生人的名字和日期：“一九八三年来读于上海”“送阿芳”。那一代人，是捧着他哭过的。

那时候中国人为什么爱读苏联文学？因为隔了一代人。他们读的苏联，跟自己的五十年代连着——那代人是在苏联文学、苏联电影里长大的。艾特玛托夫进中国的时候，正好接住了一代人的“苏联记忆”余温。可他又不只是“苏联”——他是吉尔吉斯，写的是亚洲的草原、亚洲的人。对刚打开门、正往西看的中国读者来说，他是“熟悉里的陌生”：苏联文学的形式，亚洲的内容。这个配方，正好踩在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接受点上。

译者是第一功臣。中文版的艾特玛托夫，多出自力冈等俄文翻译家之手。力冈译的《白轮船》，至今被读者念叨。他不只是“翻字”，是把那个想变鱼的孩子，重新用中文生了一遍。有读者说，读他的译本，感觉不到“这是翻译”，只觉得“这是个中国作家写的”。这评价，是对译者最高的褒奖，也是对艾特玛托夫最高的接纳——一个吉尔吉斯人，被译成中文后，比许多中国作家还“像自己人”。

所以“来客”这件事，翻译是第二条丝路。安伽用骆驼，李白用母语，艾特玛托夫用译本。翻译替他把中亚的雪原，搬到了中国读者的冬夜里。

知识

他为什么对中国读者特别“亲” 艾特玛托夫笔下多民族共处的草原、对土地和祖先的敬畏、对“善”的执着，与中国的乡土伦理高度同频。加之苏联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国本就有巨大读者基础，他的“人性写作”恰好接住了那代人想说又说不出的东西。

四、神话套着现实

艾特玛托夫最特别的，是他的“套盒式”结构。

他总在现实故事里，嵌一段远古传说。比如《一日长于百年》里，铁路工人的现实悲剧，外面裹着“曼库特”的突厥神话——曼库特是被俘后戴上“希里”（一种头套）的人，记忆被抹去，连亲娘来认都不认，甚至亲手射杀亲娘。传说不是点缀，是另一层现实。它让一个牧人的悲剧，变成整个人类“遗忘自己从哪来”的寓言。这个曼库特的传说，读到的人没有不头皮发麻的。因为它戳的是现代人的痛处——我们都在遗忘，遗忘土地、遗忘母语、遗忘自己是从哪个草原来的。艾特玛托夫用一个古突厥的传说，戳了全世界现代人的脊梁骨。

《一日长于百年》还有一条线，很多人没注意——它其实也是科幻。书里有一个宇航员，在太空站等地球的回应，等不到，因为地上的军事对峙让他的信号发不回来。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孤独到死，因为地上的人在吵架。这条线，跟曼库特的神话线、跟铁路工人的现实线，三条拧在一起，变成一个隐喻：人类对内遗忘自己从哪来（曼库特），对外够不到该够的远方（宇航员），中间是被人碾压的普通人（铁路工人）。一个吉尔吉斯作家，用一部小说，把冷战全人类的处境写完了。

《断头台》更狠。他写了一个赶车人波戛，在草原暴风雪里迷路，靠一匹老马认路活下来。第二天那匹马被人杀了吃肉。他还写了一条狼，母狼阿克巴拉，为了护崽跟人类周旋。最后，他在书里安排耶稣在现代假释听证会上为一只狼求情——这个荒诞又神圣的设定，说的是：对弱者的怜悯不该有边界。这种“无边界的善”，在冷战的敌我逻辑里是异端；在今天撕裂的世界里，是解药。

我每次重读都惭愧。因为他写的不是圣人，是普通人面对抉择时的那一下心跳：帮，还是不帮。他写善，不写“好人好报”，写的是——你明知会输，还选善。这才是善的分量。

我总觉得，中国人爱他，一半是爱他笔下的“善”，一半是爱他那种“把神话当真事讲”的写法。我们自己的《聊斋》《山海经》，不也是这么干的吗？一个吉尔吉斯老头，跟我们的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

五、他来过中国

艾特玛托夫不是只在书里跟中国人见面。他多次访华。

他到过北京，也到过新疆。新疆生活着柯尔克孜族——跟吉尔吉斯族同源，跨境的同民族。有记录显示，他在新疆受到本族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直接用吉尔吉斯语跟他聊天。一个吉尔吉斯作家，在 China 的新疆，被当成回家。这画面本身就很妙。他笔下的草原，跟天山以南的草原，本就是同一片文化辐射圈。

柯尔克孜族，在中国叫柯尔克孜族，在吉尔吉斯斯坦叫吉尔吉斯族，是同一个民族，分居国境线两侧。新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是他们在中国的主要聚居地。一个民族被国境线分成了两半，可语言、史诗、草原记忆是通的。艾特玛托夫在新疆见到的读者，说的是他的母语；他在比什凯克写的草，跟天山以南的草是同一种。这种“跨境同源”，是中亚和中国之间最深的纽带——比贸易早，比外交早，比倡议早。人来人往之前，草早就连成一片了。

他晚年还推动过“伊塞克湖对话”等中亚和平倡议。伊塞克湖，在吉尔吉斯北部，是个不结冰的高山湖，艾特玛托夫的家乡。他用自己故乡的名字命名一个国际对话机制，意思是：中亚各民族该坐下来，像草原上的人那样，围着同一堆火。这个倡议里，中国是重要一方。一个吉尔吉斯作家，用母语写小说，用俄语搞外交，心里始终想着——中亚和中国的关系，不能只有贸易，还得有“围着同一堆火”的默契。

他活着的时候，中亚在世界文学里不是空白了——是他，用故事把一个活生生的、有痛有爱的中亚心灵，递到了全世界手里。中国人通过他，第一次不是从史书、而是从“共鸣”里，认识了邻居。贸易会波动，脸会留在记忆里。艾特玛托夫给中亚留下的那张脸，有草原的粗放，有牧人的孤独，有对母亲的执念，有对自然的敬畏。

六、他走了，风还在

二〇〇八年，艾特玛托夫在德国去世，八十一岁。

他晚年被吉尔吉斯斯坦派驻卢森堡当大使。一个作家当大使，不是摆设——他真的在用文学的信用，给一个刚独立的小国攒外交资本。卢森堡是个小国，吉尔吉斯也是个小国，可他往那儿一坐，就让人觉得这个国家的分量不一样了。他到死都在干一件事：让世界听见中亚。一个写雪原的人，最后在欧洲的小国首都，替草原上的人跟世界说话。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他一生的缩写——从吉尔吉斯的村庄，到卢森堡的大使馆，中间隔着一辈子的笔。

消息传到中国，不少已过中年的读者，默默又把《白轮船》从书架上抽出来。书页泛黄，那个想变成鱼的孩子，还在找他的白轮船。

二〇〇八年他走后，中文版一度绝版。可读者的念想没断。二手书网站上，他的旧本被炒到几十块、上百块；豆瓣上，一代代年轻人给他写长评，说“小时候读不懂，长大哭了”。近几年，几家出版社又开始重出他的集子。新版封面换了好几轮，可翻开任何一版，那股草原的风还在。一个中亚作家，在中国读者的书架上，待了四十年，还没被请下去——这大概就是“来客”最长情的样子。

我总觉得，中亚和中国之间，最牢的桥不是铁路，是这种“读同一本书”的默契。一个吉尔吉斯老头写下的雪原，落在万里外一个中国读者的冬夜里。这事儿比任何外交公报都暖。因为公报是给国家看的，书是给人看的。人看了，记住了，那才是真的“来”了。

下次你路过书店，看到他的名字，不妨停下。翻开任何一页，风就来了。

他走后，中亚文学在世界上的声音，弱了。不是没人写，是没人能像他那样，既写得出草原的痛，又说得让全世界听懂。他一个人顶了一个区域的声音——这个位置，至今空着。可空着不等于没了。他的书还在，被一代代读者翻着。中国读者念着他，某种意义上也是念着一件事：我们跟中亚之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听得懂彼此”的人。这种默契比铁路柔，也比铁路韧——铁路会锈，书不会。一个吉尔吉斯老头写下的雪，落在中国读者的冬夜里，化成了一种“认得出来”的暖。

二〇二〇年前后，他的几部代表作中文新版陆续上市。新版上架，旧版还有人收。一个写雪原的人，在中国读者的书架上，从八十年代坐到今天，位置没让过。

有人说他过时了。可每年冬天，豆瓣上还是有人发新的读后感。雪没化，读者就没散。

新版上架后，书店里偶尔能看到年轻读者站着翻几页。他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读了几页就放不下。好书的特征就是这个——不需要先认识人，先认识字就行。

你读过他的哪一本？

《白轮船》？《断头台》？还是你父辈书架上那本卷了边的旧书？留言告诉我你和艾特玛托夫的故事——这个系列要找的“第六个人”，也许就在你的书单里。

本文依据：艾特玛托夫生平及代表作公开资料（苏联国家奖金档案、中文译本出版信息）、其访华及在中亚文化交流中的公开活动记录。作品情节引述以《白轮船》《断头台》《一日长于百年》中译本为准。